近来，上海疫情防控处在紧要关头，一些市民和基层干部表达焦虑、困惑的录音、影像在网络传播，引发人们对疫情期间市民精神和情绪状况的关注。

疫情容易让人产生负面情绪，该如何排解？如何帮助疫情期间的精神疾病患者？我们该如何保持自己内心的积极阳光？大江东专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领队王振。

大江东：很多精神专科医院都在封闭管理，患者的日常诊疗怎么办？

王振：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之后，的确给精神疾病患者的就诊带来很大不便。当前是精神疾病高发季节，诊疗需求非常大；加之由于疫情影响，也增加了焦虑、抑郁等疾病的发生，进一步推高了就诊需求。

正如你所说，很多精神专科医院封闭管理，即使能出小区的患者也面临无处就医窘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各区级精神卫生机构正积极采取各种方法，尽可能提供就医途径。比如，对于复诊配药患者，虽然无法正常门诊，但医院安排了志愿者协助就诊者在医院门口完成复诊配药取药；前期医院也开通了配药热线，但由于需求太大，也很难完全满足。

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患者，提前通过互联网医院完成就诊后，次日或隔日到门诊取药；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互联网医院紧急与京东合作，实现封控小区自费患者在互联网医院处方后到京东平台购药；也在积极协调医保患者互联网医院就诊后由京东配送。这些措施可以很大程度缓解线下就诊压力。但是，限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服务能力仍然受到很大影响。

对于严重的急症患者，中心的急诊仍保持开放，但服务量也因疫情防控而受到较大限制；另外，我们已派医疗队在老年医学中心方舱医院开辟精神科病区，由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统一协调收治社区的急症发作精神疾病患者，上级部门也在积极寻求更多资源和解决方案，希望尽快满足这部分人群的就医需求。

大江东：全域静态管理期间，从网上各种信息看，市民焦虑情绪有所增加，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王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焦虑、抑郁等情绪的增加是普遍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绪反应。封控在家的大多数市民，因为对病毒的担忧、环境的变化、空间的受限等原因，可能会有轻度焦虑情绪，但一般达不到精神障碍的程度；少部分市民可能此前就有焦虑问题，但在封控中变得严重了，成为焦虑障碍也是有的。

如果原本患有抑郁症，在封控中遇到一些客观困难，心理压力突然增加，导致疾病加重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新冠疫情会造成大众人群抑郁情绪的增加，但抑郁症发病率应该不会大幅度提升。

我们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做过大样本调查，全人群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的发生率约35%，当然，出现这些情绪，并不意味着肯定得了抑郁症或焦虑症。

大江东：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社区基层干部压力较大，难以保证正常作息，包括一些医务工作者，一直处在连轴转的工作状态，如何帮助他们调试心理压力？

王振：现在的基层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非常辛苦，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身体一直处在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连续作战，休息时间不够，体力大量消耗。

二是他们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角色是服务者，在疫情防控中，要给市民做好服务，必然面临一些群众的不满，甚至指责、过激行为。面对这些负面评价，他们会非常难过、委屈；明明很努力还得不到认可，自我价值感下降；有时限于现实困难无法解决群众求助，又会有自责。多重负面情绪和信息往往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第二个角色，他们也是普通市民，自己的安全、家人的生活，并不会得到比别人更好的保障。他们相当于承受了双倍的压力，远远超过普通市民。

即便我们帮不了他们，也请支持他们。要让基层工作者更好为社区服务，就需要居民对他们多一点理解、包容和支持。

同时，社区工作物资不足、人手不足等现实问题还不能立即解决的情况下，上级部门、管理者有必要增加心理关爱，多一些正面激励、支持和包容。精神的关爱、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

如果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出现抱怨或者哭泣、情绪失控，也是在极度压力下可以理解的反应，这不是脆弱，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心理问题。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要呼吁，一定要关爱基层的社区工作者、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等特殊群体。如果自己出现了这种负性情绪，首先要自己接受自己的情绪，并通过主动言语表达等方式，积极地渲泄掉负性情绪。

大江东：现在上海有大量的方舱医院，方舱医院里的患者和隔离观察对象有时会有恐慌，应该进行怎样的心理疏导？

王振：心理学上有个认知三角，认知、情绪和行为，任何一个变化，另外两个都跟着变。所以，可以通过改变认知来调节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同样一件事，往负性方面看，是一种破坏性情绪和行为；通过引导往积极方面看，情绪会发生积极变化，随之采取的行为就偏建设性了。

据我所知，绝大部分方舱里，都有心理咨询或者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派出了20余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在不同方舱开展心理援助，有些医疗队自己配备了心理医生，将患者和隔离观察对象积极的情绪引导起来，负性的情绪就会慢慢松懈。哪个情绪成为环境里的主流情绪，就可以逐渐引导大家改变认知方式。到了方舱会有担心，那么就告诉大家，快点好起来就可以早点回家，在方舱能减少家人被感染风险等。往积极的方面看，就会逐渐产生积极的心情。

不确定感是产生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对方舱里的感染者，要及时传递准确的、明确的信息，如下一步的预期比较清楚的话，焦虑情绪也会改善。

大江东：现在很多高校封闭管理，学生被封控在校园和宿舍里，活动空间小，如何引导他们积极的心情？

王振：学生被封闭在较小空间，难免负性情绪会增加。比较重要的，首先是要让同学们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才是通过积极的认知来引导正性情绪。

据我所知，各高校都在进行不同形式心理疏导，比如线上讲座，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不要因为对自己正常情绪反应的误解，而造成二次情绪恐慌。比如注意到自己的焦虑或抑郁情绪后，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过于脆弱，有精神问题等。在正确认识情绪后，通过识别负性认知、换角度看问题等方法，通过改变负面想法来改善情绪。校园封控过程中，生活规律和活动空间都受到很大影响，建议同学们仍要尽量保持规律生活和常规作息时间，在有限空间内做些体育锻炼。

大江东：疫情作为一种灾害，对人的影响是全身心的，在遭遇一些特殊情况时可能还会有创伤，如何引导大家走出灾害带来的心理反应？

王振：在疫情下相当一部分人会出现明显的应激反应。一旦疫情趋稳，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状态，大部分人心理状况会自然恢复到健康水平。因此，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需要特别的心理辅导，尤其是正式的心理干预。只要常规做些放松训练，保持规律作息，保持与家人和朋友顺畅交流，焦虑情绪就会随着急性应激减退而逐步消失。

但在疫情中经历重大心理创伤事件的个体，比如亲人亡故且与疫情有关，或近期网络出现的个别案例，就可能会造成较严重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理创伤，严重者甚至可能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时，简单的自我调整难以达到治疗目的，建议寻求专业心理辅导。从社会层面来看，上海疫情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心理应该不会产生显著的远期负面影响。

当然，这离不开市民的自我努力、自我调适和相关心理卫生机构的协助。

大江东：上海仍有很多小区在封控中，在心理调适上，您对封控区的市民有什么建议？

王 振：小区封控和前面讲到的校园封闭有相似之处，认识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的室内运动同样是有必要的。如果要给更多建议，首先就是更加合理的使用手机。智能手机是一个双刃剑，特别是一些软件在获取个人阅读习惯后，会不断推送个人偏好的信息。当一个人只看到一类观点的信息时，比如与疫情有关的负面信息，他获得的信息可能就会偏颇，从而影响判断。

其次是微信群等，一些未被证实的传闻在微信群聊中热传，张三发一个，李四看到了也发一个类似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如果传闻涉及大家生活，就容易造成群体性恐慌、感应性恐慌。

建议市民朋友控制手机使用时间，尤其是刷疫情相关新闻的时间。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限制，不要超过多少小时，阅读的话题不要过于集中，否则看到的都是一些重复或相似信息，会强化焦虑情绪。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甚至加强与周围人的沟通。当同事、邻居、社区需要帮助时，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帮助别人，心里会有获得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举个例子，有人家里囤了十袋面，可没盐了；邻居家有十罐盐，而面没了，大家可以互相补充。网上流传的有人分享自己家的一箱可乐，邻居们纷纷拿自家物品来交换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交换了物资也愉悦了心情。市民的互助、社区里的互助，会让大家有获得感、成就感，对个人心理健康非常有帮助，也让小社区的氛围越来越好，进而让整个社会层面的情绪变好。

要特别提醒的是，市民遇到现实困难，要学会求助，学会寻找更多和社会链接的机会。有的人只瞄准一个途径，遇到困难，就只给物业打电话，或者就盯着家里的孩子问，但封控情况下，得不到回应、得不到解决，该怎么办？这就需要拓宽自己和社会的链接，邻居可以问一问，或者志愿者来也可以问一问，也许就能获得信息呢？

当然不是说求助就一定会得到帮助，但不求助是肯定得不到帮助的。要摒弃一种“负性自动思维”，在做什么事情之前认为“这样肯定不行的”，不尝试怎么知道呢？试一试，也许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者：巨云鹏

来源： 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