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明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明对外交流的历史很长。隋唐时期，当时的欧洲正处在中世纪早期，这一时期跨度大约为从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在此期间，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化，紧随罗马沦陷和9世纪法兰克帝国建立后的欧洲大陆，卡洛林文艺复兴，其后就是“黑暗时代”。而在中国的唐代，则国富民强，百业兴旺，国内外贸易发展和科学文化交流频繁，首都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中医药处于学术的领先地位，在中外医学交流中，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传播、促进了世界医学发展，同时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一、历史记载的中医文化世界传播

中国和欧州。据《隋书》和新、旧《唐书》记载，当时与中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90余个。1298年就是“垂拱而治，理定四方，可谓善于守成者矣”的成宗年，也是元世祖忽必烈驾崩，皇太孙铁穆耳继位所开启的元朝最好的“文治”时代。成宗修订新规，休生养息，停止对安南和日本的讨伐，恢复邦交，大规模减税，整肃吏治，在位13年，大胆起用外国人马可·波罗为官。马可·波罗后来回到威尼斯，写出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这本游记让欧洲人了解中亚和中国，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引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随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东进，17世纪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亦相继而到。自葡萄牙人到广州以降，耶稣会传教士渐次来华，后来因干预中国教民礼仪和介入清室内部斗争而遭禁。传教士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实乃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先驱，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欧洲。

自马可波罗以迄18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欧洲各国羡慕仿效的对象。法国启蒙时代杰出代表伏尔泰就从中国找到了君主立宪理想的依据；思想家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找到他理想的三权鼎立理论基础部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和笛卡尔、霍尔巴赫等思想理论家都受到中国文化、学术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些文化交流的洪流当中，中医文明与世界医学的交流，更是数千年以来影响世界医学格局的重要一页。

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尔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这些精神意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光芒。而这个启蒙时代的助产士就是“中国潮”，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欧洲人对中国事物（器物、制度和思想）的热情。商人贩运过去的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和数中国学术著作，激发了欧洲人的创造灵感。这些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中医文明介绍到了欧洲。

中国和东南亚及日本等汉文化圈系十分紧密。《后汉书》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西汉武帝时，朝鲜王右渠召诱汉逃亡人口，不肯朝见天子，并阻挠附近其他小国使者入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分两路进攻朝鲜。这一年,日本的君主遣使来汉朝朝贡,自称在倭地最南处,可能就是今天的日本九州岛，汉光武帝册封该国君主为“倭奴王”,并赐了一枚“汉倭奴王”金印，此印于1784年出土,至今保存在日本福冈博物馆。除了赐印以外，还有许多器皿和书籍、文化产品也赐予“倭奴”。公元238年,魏明帝时期,日本朝贡并带了不少奴隶来贡，魏明帝不但回赠了大量礼物、白绢、黄金、铜镜、真珠、铅丹等，所赠的锦册里就有不少医书。

从东晋末年一直到刘宋时期,是中国《宋书》记载的由赞、珍、济、兴、武这五位国王统治倭国的时期,也就是“倭五王时代”。宋朝以后，来华专门学医的日本人，较著名的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日本正仓院中。

据《中医通史》介绍，日本大宝年（公元701年）以后，仿中国唐代制度，其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也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等。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了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而编撰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

另如中国和朝鲜。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中国留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等科目教授学生。中国和越南。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颇频繁，中国许多文化名人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再如中国和印度。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该书载有许多医药方面的叙述。

唐朝僧人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向印人介绍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相当频繁的。

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医学文化交流亦多。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之交往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往来互携文献及药物。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方人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中医学论述的痕迹。

明清之际还有来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名叫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年）他是第一次将中国的中医中药介绍到了西方的学者。他的《中国植物志》，其中有大量的中药动植物，于1656年12月在维也纳出版。他还完成了《中国医术》和《中医处方大全》。他在400年前，把古老中医文明传播到整个欧州大陆的人。

二、面对未来，中医发展前景无限宽阔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决定于其对于人类所做出的贡献。中华民族曾经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在当前创造和发展人类共同体的进程中，在克服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危机方面还应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

人类最大的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危机。主要是生存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危机根源是人类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空前提高。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人类的追求需要无限，而且与欲望的界限渐渐消融，当欲望直接成为需要，欲望的无限膨胀，必然导致自身危机四伏。

这种危机现状说明，工业文明自身已不能挽救面临的危机，现有的科学技术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正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历史进程一样，未来必须有新的文明更新换代。依据人类的历史经验，文化的融合将给新的文明助产，新的文明将在工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作为新的出发点，人类需要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融合着手，才有出路。

历史证明，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主要来源于农耕文化，人类在10000年前驯化了谷物，以小麦、小米、水稻等作为主食，就开始步入了农耕文化。以小麦为主的农耕文化最早出现在8000多年前西亚的两河流域；以小米、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最早出现在9000多年前东亚的黄河、长江、淮河流域。4000多年前西亚的苏美尔文明因处于两河流域的下游，雨水不够丰沛，腹地不够广阔，又常年受到游牧族群的入侵，最终被毁灭。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处于尼罗河下游，也因腹地太小，以后也被地中海帝国征服，一蹶不振，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东亚的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亚欧大陆最好的地方。东亚腹地开阔，不仅有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与众多水源滋养，而且矿藏丰富，距离亚欧大草原很远，农耕文化在上古时代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冲击。这样，中华文明就成为了硕果仅存的农耕文化。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世界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他们经过多年考查，都非常明确的寄厚望于21世纪的中国。

中医是典型的中华文明和农耕文化的产物。但历史固然悠远，面对当今时代，中医要与现代医学一样，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必须进行文化的推陈出新，从理论与实践各个方面，与时俱进。严格、严肃、严谨的守正；鼎力的，全方位的，用崭新视角和现代科学手段，融合、借助科学研究、科学技术诸多方面，面向未来，立足创新。这不仅要求中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觉意识，还要求进行爱因斯坦所说的“真理的再发现”。如何在中医传统中寻找新的文化种子，以创新求发展，向世界提供中医文明中的最佳遗惠，“人归多慕恋，遗惠在兹民”（梅尧臣诗）， 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医学科学系统和新的医学人文价值，是中华文明文化复兴，中医复兴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