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咸阳民众剧团排练厅

采访人员：冷娃爱唱咣咣

录音转换：冷娃爱唱咣咣

文字编辑：秦韵潇潇

后期校对：冷娃爱唱咣咣 秦韵潇潇

微信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郭继民，秦腔须生演员、教练，1939年生于兴平。1950年进西安新民社（今长安剧团前身）学艺，师承名老艺人王景民，曾先后在武功剧团、新民社、长安县剧团、陇县剧团、延安市民众剧团、咸阳文化宫演出团、咸阳民众剧团工作。常演剧目有《葫芦峪》《闯宫抱斗》《金沙滩》《法门寺》《出棠邑》《大报仇》《斩颜良》等，曾担任焦晓春主演《葫芦峪》（长安剧团录像版）导演。在民众训练班先后培养了朱海娥、张继斌、杨亚红、吕立夏、孔蜜果、巩保会、陈晓红、刘峰、闫小娟、赵艳梅、王瑛、范卫庆、张爱珍、张瑛、刘忠豪、杜敏、董高锋、佐鹏、高二强等一大批学员，现为西北各团中坚力量。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采”）和郭继民先生（简称“郭”）对话实录：

采：郭老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从事了秦腔艺术？

郭：我生于1939年，祖籍是兴平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就十岁了，在这个节骨眼，麦子没有收成，苞谷没种上，跟遭了灾一样，地里埋的炸弹（刚打过仗）。记得也不是太清，当时因为屋里没啥吃，我父亲本来让我学相公（旧时长工），买卖铺子用的相公娃，当时年龄太小连自己照顾不了，村里人说：“你看这娃长得还好，你叫他干脆学戏去”。因为学戏在过去那个时候，不让上老坟，所以我父亲思想就很犹豫，不愿意让我去。原来我爷创办的“福兴启”买卖铺子，在兴平我父亲是个搞经商的，母亲是老实的家庭妇女。春荒时代没啥吃的，吃的苜蓿菜刺棘馍，没办法吃，我父亲说：“不管下九流呀啥咧，不说了。”刚好武功剧团招人了，当时叫武功新艺剧团，父亲就把我领去了。当时武功剧团的团长是陈玉华，是个唱旦角的，去了以后问我：“你会唱啥？想唱啥唱”，我就唱了个“老娘不必泪纷纷，听儿把话说原因”就这两句，他说：“再在往下唱嘛”，我说：“没了，就会这两句”。又让我大声唱，这一唱，他说：“好了”，把我身上这一捏，那一看，“好，收下了”。这就有饭吃了，当时在绛帐有个飞机场里，飞机场吃那饭有白馍，感觉好得很，跟过年一样。这就到武功学戏了。

采：当时一起学戏的同学有哪些？

郭：有甘肃的庞子发、徐有成、王应发、花娃、刘崇应等这一帮子同学。当时几十号人在那练功，下腰、拿顶、扎势子，人家都划的单膀子，我也不懂，大拇指豁口要弄开，他（教练）把大拇指用棍棍打拳着，当时我不是很理解，为啥人家张着，叫我可拳着。实际是因为我年轻时候长得秀气，以后才知道人家要我学旦角呢。我当时很不喜爱这个行当，因为我在文艺界六十多年，不爱和女同志打交道，我这人可能性格比较古怪，我就不愿意唱旦，思想成天有压力了，在那练功就心不在焉。在那待了半年多，等于学了半年多的旦角。

采：当时在武功的几个月，老师都有谁？

郭：须生门里有翟登云老师，丑角门里有郭春民老师，还有师益民老师、戴玉民老师、张小云老师。张老师是团长陈玉华的老婆，她最爱我和魏保华，保华以后是男旦里头的名旦，后来吃香得很，他的《藏舟》确实好得很，一般都认不出是个男的。老师还有崔福忠、赵千娥、刘建成，这都算是过去的老艺人，现在都去世了。

采：那您是怎么离开武功团的？后来又去了哪里？

郭：半年多以后，剧团刚好在乾县演出，我爸来看我了，我就给父亲说：“爸，人家让我唱旦，我不爱那行当”。我父亲就说：“在屋里没啥吃，不爱了咋办？”我说：“我弄不成这事”。我父亲跑去给陈玉华请假去，不给准。我父亲就说：“那我把娃领回去，娃不愿意唱旦”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想叫回去。刚解放那时团里给我发一套麻纱衣裳，农村娃感到很稀奇，我就把我的铺盖和麻纱衣裳给人家都脱下了，我就从那回来了，再没去。回来以后，在屋里没啥吃，这还是个事。我是兴平人，想在兴平去学，这一回吸取了“老娘不必泪纷纷”的教训了，再不敢唱那了，我父亲就给我教《别窑》 “窑门外栓战马”，光唱这一句，因为那会声好。这一下就又去了兴平剧团，去了唱完这一句，叫我回去准备，那会不要户口和粮户关系，你光人来就对了。回去后母亲给我缝了被子，父亲给我捆好背上，往兴平去。兴平县离我村子有八华里路，去了之后兴平团正好去咸阳演出了。父亲说：“这可咋办？”我父亲当时在咸阳那棉花厂工作，所以对咸阳熟悉，就坐火车到了咸阳。到咸阳都下午了，咸阳有两个剧团，一个大众、一个人民。从火车站出来要路过大众团，再过去就是人民剧团。当时兴平剧团在人民剧院那演出，新民社在大众那地方演出。我和父亲从那往过走呢，大众门口当时售票呢，正好麻子红王景民出来转了。和我父亲碰见了，王景民说：“哟，大哥，你在这弄啥咧？”我父亲看了说：“哎，才是麻子兄弟，娃考到兴平剧团了，我把娃给兴平剧团送去。”当时王景民就说：“哎，好我的哥，这有现成的，你叫娃把我跟上。”因为王景民老师过去在我们兴平任老六（兴平旧时领过戏班子）那唱过戏，我父亲在兴平开着个叫“福兴启”的铺子，主要做棉花和布匹生意。我父亲因为爱王景民的戏，经常捧王的场，以后就成了好朋友，关系就不一般。所以就把我挡住，没到兴平团去，这一下就到了新民社了。这是1951年，我到了新民社。新民社老址在西安西关，当时在咸阳搭的草棚演出呢。

采：当时新民社都有哪些同学？

郭：新民社这里头几个同学，以后都是名角，都比我强。花脸门里有周永民，须生门里有薛正民，旦角门里有李雪兰，生角门里有岳天民。他们现在在省戏曲剧院或省艺校都是教练。还有周国栋、王斌、张有民、门新霞、杜彩霞、张小霞、孙莉群（后来到易俗社）、郑毓秦、屈思俊，因为新民社男的一般都是“民”字，女的是“霞”字，有些时间长都忘了。

采：新民社是谁创办的？当时社里情况是怎么样的？老师都有哪些？

郭：创办新民社的是草滩镇郭发盛，以后把这个传给我的老社长王正秦、王正熙、王辅敏，王家三弟兄。王辅敏以后落户到宁夏了，正秦和正熙老师一直带的新民社。后来由草滩挪到西关，刚开始没有剧场，是个菜园子，在那搭了个草棚售票演出。当时的老师有：乔新贤老师、王正秦、王正熙老师、王复振老师、高永茂、靖正恭、张正中，这都是我新民社的老师。去了之后成天练功，因为学了自己喜欢的男角，心满意足很高兴，练功很能吃苦。当时还有京剧教练袁魁英、王元喜给我们练功。到了1953年，冬季下了场罕见大雪，夜里把新民社演戏的剧场棚给让雪压塌了。当时把我和我师父王景民捂到了里头，不得出来了。我师父说：“你碎，你往出爬”。我就从那棚棚底下爬，爬出来之后叫了人把棚清理开，解救了里面的人，也有自己爬出来的。棚塌了之后，文艺界搞了个赈灾义演，扶持新民社。当时演出见了几个名老艺人，现在都过世了。苏育民老师演了《激友》，王文鹏先生演了《葫芦峪》的“拜台”，刘毓中老师的《烙碗计》，李正敏老师的《探窑》，西安狮吼剧团（豫剧）的张敬盟、常警惕演了《黄鹤楼》，豫剧的曹子道演了《古城会》，张银花、马玲童演的豫剧《茶瓶记》，康正绪老师演了《闯宫抱斗》的“议事”。都是义演，收入都支援新民社了。这之后，乔新贤老师就去了三意社，靖正恭去了甘肃，还有一部分人员走了。这期间由于减员，新民社很困难，我当时是学生继续待着。到了54年后半年，长安县有个余海丰，当时是长安县主管文化的。长安当时没有剧团，所以就把我们由西安输送到长安县了。

采：去了长安后是什么情况？

郭：1955年去了长安之后，新民社改为长安县人民剧团。到了长安之后情况好多了，成了官办团体了。记得当时排《天河配》，需要八九千元。县长王新茂爱戏的不得了，直接拨了一万，弄了电光布景。那会有布景的团很少，新民社时演《劈山救母》时租的布景。那会是两个南方人陶渠、朱进才专门画布景，开始是租的，以后各剧团感觉不划算就自己做布景。这样到了长安就好了，第一次登台唱戏，生角（小生）、须生一起唱，生角戏唱了《别窑》、《辕门射戟》，须生戏唱了《黄鹤楼》的刘备，这就是我的启蒙戏。这是1956年，有了自己的启蒙戏。因为在新民社是主要练功，唱这戏有别人，门新霞、岳天民这都是生角，老师里还有杨宁中、靖正恭。

采：在长安以后都排了哪些戏？

郭：到了57年，我们在长安排了《白蛇传》、《金麟记》、《红珠女》等一些专门武打戏，那会年轻，爱翻爱打。到了58年，把声给岔了，声跟大提琴一样，嗡嗡的没声了。师父王景民说：“声岔了怕啥哩，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嘛，打出手、翻跟头也能行嘛。”当时正好下放人，我想干脆把我下放到工厂去，结果团里还不让我走。不让走的原因是说明咱还有用呢，能翻跟头、能打武戏。后来就又想参军去，团里也不让走，不给开手续就走不了。到了61年挨饿，吃不饱肚子了，唱武戏成天挨饿了，饿得撑不住了。正好我同学宏秀云说：“曹锦华在这给新疆兵团招人呢，能吃饱，好得很。”这就跑到新疆口外了。

采：那您在新疆都是什么情况？

郭：到新疆兵团能吃饱了。当时在新疆阿尔泰农十师二十八团，长安剧团派的人先和团政治部谈，叫我要回去。团政治部主任和我关系好，我说：“咋办？团里叫我回去”主任说：“回不回去就看你了，你只要不回去，我们这里不会难为你”。所以我决定就不回去，和我一起来的马文学、周汉民都回去了，回去之后就招祸了，从团里开除公职，还被批斗了。就我没回来，当时职务把我按正连级对待。当时在新疆的同事有：三意社刘盛祺、王语芳、李新中，新疆的王新奎、段永华（这两人后到了兰州市秦）。当是我是业务股的股长、代理队长，这一待就是六年。我是61年11月24号进的疆。后来我父亲跑去看我了，说：“娃呀，这就不像是咱国家，这像是外国，你还不回去？”我说：“好着呢，不回去”。1964年，我带的演出队在阿尔泰演出，演了《三滴血》，当时我也没声，主导业务，没有演出。刚到“二滴血”，司令部的人骑的马来了，说：“停戏，中央有文件，禁止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这就开始古典戏禁演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让演老戏，就开始演现代戏了。当时排了《江姐》《一家人》等戏，后来新戏也不让演了，团一级的不准办剧团，把演员下放到各个连队劳动去了。让我去牧场当副场长去，我说：“我去就要当正的，副的我不去。”人家说：“你知道牛羊啥时候下崽吗？”，我说：“我不知道。”就让我去园林队了。后来我父亲给我写了信，他是老文化人，信上说：“继民吾儿，见字知悉，想昔日伍员为报父仇万里逃国，吾儿何不走伍员之路哩？”他的意思是让我逃吗？新疆你能逃出去嘛！父亲恳切叫我回去，我就让团里开了路单，从新疆平平安安回来了。

1964年新疆留影

采：那您从新疆回来之后是什么情况？

郭：回来之后，陕西的文化大革命正搞的轰轰烈烈，新民社（长安剧团）也进不去。唱不了戏，也不让唱戏，就开始打临工。这会已经有两个娃了，家里开销大了，想着这也不是个事。后来侯天成把我介绍到东大街，搭了一段时间班子。再后来，就到陕北富县剧团去唱戏。去了之后四十天没开张，剧团内斗、打架，唱不成，一出戏也没唱就回来了。这一起去的有八个人：岳荣华、屈小玲、王青莲、王明祖、霍子敏、崔碎玉、刘子安。刚去互相都不认识，买的回西安的票，准备回来了，想等时局好了再来。回来路过洛川剧团，明祖给洛川剧团窦书记打了个电话，正好招人呢，我们八个就去了洛川。第二天人家要考，我就翻跟头，这会嗓子又出来了，唱了几句“手托孙女好悲哀”，团长说：“这还唱的好，翻跟头比唱的还好”，就把我收下了。八个人收了四个人，淘汰了四个人。留了崔碎玉、刘子安、王明祖和我，每人给了四十块钱，叫安家办手续。我说：“明祖，咱四个有饭吃了，那四个人都是难兄难弟，干脆把咱这四十块钱给他们四个。”明祖说：“那行，都是一起出来的，怪可怜的。”就把四个人的四十块钱，给了没搭上班子的那四个人。这样在洛川剧团落住了。在这待了一年多，又来个“文艺六条，自生自灭”，人家要把这剧团撤销，这就又回来了。

采：从洛川回来之后去了哪里？

郭：从洛川回来之后，当时是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一头乌发高大魁梧，好得很。山西人于汉英画布景呢，找到我说：“听说你回来了？三原剧团你去不去？”，我说：“去么”。当时去了张忠、王媛、屈小玲和我。剧团要考我，问我会不会翻跟头，我心里想：我光走一圈你就知道我是不是演员！我没叫他们考，就坐车回来了。以为这个事没向了，谁知过了几天公函来了：让我到三原报到。反正没生路，就到三原了。正好是九大开幕的时候（1969年），去了之后，给了我一块红绸、一个板板，每天排红歌舞呢。工资每月35元，我嫌少，就又回来了。后来侯天成叫我去合阳团去，他本身是合阳人，答应每月56元，这就到了合阳。因为合阳是线腔，懂秦腔的不多，合阳的秦腔是我推广开的，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江姐》等秦腔戏。在那待了一年多，就回来了。回来后不几天，梁建成给我来个信，让我去陇县，他说：“陇县是有山有水，风景优美，面白馍大肉又香！你来不来？”当时身上没车费，借了5块钱，3块5坐到宝鸡，再从宝鸡1元坐到陇县。去了之后梁建成接待，确实是面白馍大，吃了三四天饭没见动静。想着人家可要考了，再考我就走了。当时团长白艺让我随便唱，我唱了个《智取威虎山》，一下把白艺唱的目瞪口呆，然后我把鞋脱了翻跟头，我翻跟头爱脱鞋，陇县剧团老艺人李发民一看，说：“哎呀，郭老师，我唱了一辈子武戏，还第一次见精脚片翻跟头的。”其实这个习惯还是从新民社王正熙开始的，他翻跟头老是精脚片，这我也学老社长的。到了陇县就好了，由于当时唱的都是样板戏，所以我就唱了《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里的203，《沙家浜》的郭建光。在陇县一起的演员有：韩文孝、罗益仁、高秀娥、任茂强、刘海云（后去了北道团）。在陇县当时是台柱子，人都说：“从西安接来个李玉和，大个子唱的好得很”。到了1971年，搞运动、搞批判，把我莫须有的批判成林彪反革命分子，批判的待不成了，也不让走。正好宝鸡地区要开个党会，要求演《智取威虎山》，文化局李局长亲自点名要我唱。我说：“我现在被批判得忘了怎么唱了”，李局长说：“我知道你带的情绪，你到底和林彪啥关系吗？”我说：“我认得林彪，林彪不认识我，能有啥关系？”这样就让我在大会演了《智取威虎山》，演出完因为李局长的保驾，这就离开了陇县剧团，回了西安了。

70年代全家福

采：离开陇县剧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郭：离开陇县回到西安后，因为户口报不上，我老婆就不让我唱戏了。再者搞运动过来过去就那几个样板戏，也没意思。就开始当工人，打临工。后来学会了糊顶棚，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一糊就糊了六、七年，一直糊到1978年，也就是老戏开放了。在这中间到西北旅社糊顶棚，一次糊的心烦了，可想起唱戏了，就唱了一段《黑虎坐台》“半空中霹雷响~~~~”正好兰州市秦来西安接人的刘文录听见了，心想这是内行嘛！就过来了：“师傅，我一听你是咱行当人嘛”。我说：“啊，你也糊顶棚啊”，人家说：“不不，你下来，咱谝会。”这就到了住的房间，进去之后水、烟、酒，这就谝上了。我说：“你是哪的人，来西安有啥事哩？”刘文录说：“我是兰州市秦的，来西安接演员来了，寻不着门嘛”。我说：“西安现在有四大班长（过去介绍演员搭班子的人）介绍人哩，分别是：王奎、徐杰、侯天成、郭玉民嘛。”刘说：“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听过”。我说：“我给你介绍几个人：蔡志诚、王震、王笃、李金全、梁建成”。刘说：“咦，你还认得这些人。”这样，我就把这几个人介绍到兰州市秦了。当时也叫我去了，我说：“我不去，文艺界伤了我的心了，在陇县把我打击、把我批判的，我不想弄这事。”。以后因为户籍关系，蔡志诚和王震都没有待太长时间，王笃待住了，后来成了甘肃第一把琴师了。

采：那您是啥时候又重返舞台的？都有哪些经历？

郭：老戏刚开后，正好临潼剧团李喜堂在解放市场春光剧场演《火烧草料场》，原来新疆一起的刘盛祺回来之后在临潼剧团呢，叫我看去了。唱的可以，当时一票难求。后来我有个师弟史振业，在延安民众剧团，他受剧团领导委托来西安接演员。找到我，让给他介绍几个演员(我当时就在西安北门外有个停车场看管车)，我给介绍的人有宋胜利、赵晓岚、王素源这三人。史振业说：“哥，你不唱戏太可惜了。”硬让我去延安，我一想：革命圣地嘛，咱还没去过，逛一趟。我去时带了：宋胜利、王素源、赵晓岚，在延安民众剧团演出，很满意。记得我演了个《杀庙》，王素源和赵晓岚演了个《火焰驹》里前后花园。演出完以后，延安文化局局长梁德贵想让我留在延安剧团，我原本不想再唱戏了，我说要留可以，把我这之前的工龄给我续上。那边答应了，这就去了延安剧团。去了之后第一本戏给王生云排了个《游龟山》，王素源的《春草闯堂》，屈来成排了《铡美案》，给李爱琴妹子李秀琴排了《藏舟》，以后李秀琴又改唱了旦了。还有《火焰驹》《辕门斩子》《庵堂认母》，延安这些老戏基本上都是我排的。我一生没有进过导演学习班，我就凭我师父传给我的经验排呢。在延安待了四年，在这期间生活艰苦，成天吃的小米，经常吃胃不行了。我就给梁说：“成天吃，这胃受不住了。”梁说：“可以照顾一下，给你弄点细粮。”后来在这儿实在不想待了，就找了我舅的关系，调回西安了。

采：离开延安剧团后都发生了什么？

郭：离开后回到西安，正好长安剧团在平凉有十天交流会的演出，我长安的老同行王斌、周永民找到我，说是受王召西（当时长安团的团长）的委托，说：“你去，把继民给咱叫回来，给咱帮几天忙，把平凉这十天会戏演了。”我当时想：“好马不吃回头草，跑回去弄啥，我不去。”结果王斌连拉带扯，没办法，这就去长安团帮忙了。去了之后都是熟人嘛，对我都很热情，问我咋不早回团里，我说：“我当时是逃了，觉得不光彩，不好回去”。临去平凉之前整理戏，准备了个《铡丁勇》《游龟山》《回荆州》。多年不演老戏，整理《回荆州》时，把后面几句诗给忘了，后来又记起了。现在有的团演《回荆州》，把上面那道白诗句都胡说，有的干脆不说了。不过我现在待的这个民众剧团（西舞八团）《回荆州》最全，其中的两句诗是：“凯歌还朝喜气生，美人之计一场空”。平凉演出完了之后，王斌、门新霞、岳天民还有好多团里老伙计都留我了，让我回团，团长也找我让回来，咱也盛情难却，就二进了长安团了。

郭继民《柴桑关》饰黄忠

采：第二次回到长安剧团是什么时候？在长安团都是什么情况？

郭：第二次回到长安团是1980年。我给焦老师整理了《葫芦峪》，当时是在人民剧院演了，长安团给配的底包。后来出了光盘，导演是我。到了1981年，长安团新承包分成一、二队。一队是年轻娃，二队是老人员，为被分到二队了。两个队各管各，就像两个团了，以后我们二队在宝鸡、平凉等地演《红珠女》《白蛇传》等戏很红火，挣了不少的钱。而一队把自己养活不了，回来之后让给一队分点红。当时好多人不同意，承包时说好的各管各嘛，如果把钱打回去肯定就被分了，想了个办法：干脆把团里人的工资发了，剩下的钱买成东西奖励给大家，买了四大件：平凉毛毯、钢丝床、自动伞、保温瓶。本来去演出时两个车，回来时由于拉劳保加了一个车。回来之后分红，一队在局里告状，把二队的批判了几天，最后决定不承包了，重组了长安团。我受到批判，就回家了。后来又叫我去，我就没去。弄好弄不好都要受批判，不去了。这之后，经人介绍就借调到咸阳文化宫。

采：去了咸阳文化宫之后是什么情况？

郭：1983年，刚去时杨秋霞是咸阳文化宫业务股股长，带着一个业余剧团，属于职工在节假日自娱自乐的俱乐部，这也是咱咸阳民众剧团的前身。当时处境十分困难，我以后带领这个剧团从业余到专业水准，四十余年，踏遍了西北的山山水水，把苦受尽了。从未受到过国家的资助，靠自己摸石头过河，一步步壮大到今天。曾经代表陕西省去太原参加过文化部主办的第六届映山红民间艺术节，我当时得的“育花奖”。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省文化厅副厅长孙豹隐，受到了时任文化部艺术处的处长查振科、剧协的副主席何孝充的亲切接见。第七届映山红艺术节在湖南长沙举行时，因为我们在太原见过面，他记得我，见了之后说：“你是咱们的财富啊，窑洞里走出来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民营团体能坚持三十几年，你这真是了不起！”。《丹青泪》《牧羊卷》代表陕西都得了奖了。代表陕西参赛，但费用由团里自己出，回来之后我也一分钱没拿，我和杨团长的奖金都分给大家了。只要代表陕西能争个光，个人的报酬无所谓了。我在这个团（民众剧团训练班）培养的学生前前后后有2000人，基本上遍布西北各地大小院团，这都是后话。

采：再具体说说到咸阳文化宫后的经历？

郭：杨秋霞团长是戏曲剧院的学生，后分到礼泉再到的咸阳文化宫，刚开始是职工周末自娱自乐的团体。我到了之后就给她说：“咱收学生办戏校”。文化宫也不投资，光提供了场地和水电等，开始叫“咸阳文化宫秦剧团”，后来叫“咸阳市总工会剧团”，再后来改为“咸阳市民众剧团”。办起了剧团带戏校，刚开始是跟班学生，也没有几个人，万事开头难。后来请来了几个名老艺人演出，有王化民，西北地区名花脸，我俩搭档唱的《斩颜良》，他演的颜良。唱《葫芦峪》，他给我配的魏延。王老师虽然是二花脸出身，但喜欢唱大花脸，如《铡美案》后三对中包拯，王老师确实称得起一家。不管《李逵下山》 《取长沙》，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别人不一样。后来的还有王正民、泾阳的王益民、丑角门有师福民、西府名丑郭春民。组建起来就排戏，基本都是名老艺人，所以大概两天过一本戏。演出开始后，又收了几个角子。这一班学生里带出来的，有现在在易俗社的朱海娥，我是她的启蒙老师，这一期还有有王瑛、巩保会等。二期的有吕立夏、孔蜜果、刘峰、王燕、赵艳梅、张继斌等。娃们学戏都能吃苦，85年左右在长安、蓝田、马窑一代，卖票演出了一段。团里条件相当艰苦，饮食上刚能吃饱肚子，生活上互相补贴照顾，演出时大雨中行团转点是常事，一卡车连人带厢就拉完了。条件有多艰苦，我举个例子：当时建团刚把《葫芦峪》整理出来，要唱个《葫芦峪》没有八卦衣，也没有羽毛扇子。没办法就穿个黑道袍，上面套了个夹夹，腰里扎个绦。从当地群众那打听着，群众热情送了把羽毛扇子。

采：具体讲讲当时演出的情况。

郭：那就讲讲去甘肃演出的经历吧。85年去甘肃演出，先去的秦安王家河演出，在以个山顶顶上，卡车到不了，就用驴驼戏厢。正好下了一场雪，我的天，走了半天，问当时会长兔娃还有多远，说是还有十里，其实是三十里。好家伙，走上去把大家气都走断了。后在天水市红旗剧院演出，去了正好十月份下雪了，铺盖幕布都湿了，演不成。候了几天，演出开始，要求先演四个折子戏。我就安排了师福民的《捉鹌鹑》、 王正民的《赤桑镇》、 何银花（我的学生）《三娘教子》 、我唱个《放饭》。结果剧院的领导说：“天水这地方《放饭》不好演，我们天水的把式太多。”这是人家看不起咱，挂戏报的时候用个巴掌大的纸写的，挂出去了。没想到，天水这地方票还卖的快。到了演出时，《赤桑镇》一出场就叫好了。 《三娘教子》 头一板乱弹就叫了三个好，我在底下观察了一下，心里憋着劲呢，就开始化妆，我的压台戏《放饭》。开演后我出去还没开口，就亮个相，台底下就叫好了：“好！这是个匠人，这是个匠人！”到了后面的乱弹：“听我妻赵景堂细讲一遍”帽翅一摆底下：“好！”满堂彩。拍的我连弦都听不来了。演出相当的红火、成功。演完之后，主管文化的毛局长上台和我们握手，说：“好！太好了，这才是好把式！”说观众等我谢幕呢，我说：“我不会谢幕，也从来不谢幕”。问我明晚啥戏，我说本人的《闯宫抱斗》。 第二天就挂出了大幅的戏报：“焦晓春《葫芦峪》导演郭继民主演”，结果票都买不到。《闯宫抱斗》也是满堂彩。当时天水剧团的行家都在里，包括后来到兰州市秦的张江中都看过。演完之后毛局长让给文化系统帮演一场，于是第三晚上还是我的《闯宫抱斗》，第一场没看的戏迷都赶来了，现场掌声响得美的不像啥。第四晚上我的《葫芦峪》，没想到演了不到四场戏，底下观众不知谁把烟头撂到楼上，着火了。这下演不成了，开始救火了。天水演不成，就去了甘谷，在甘谷人民剧院卖票演出。在甘谷演的也可以，就是天气太冷观众比天水的少点。演《闯宫抱斗》时台底下观众给我往上面撂钱呢，十块钱的张张往上撇哩，戏迷真是太热情了。我也没要那些红钱，戏完之后原本还给戏迷。甘谷演完之后就去了临夏，临夏之后就去了兰州市，快过年了，在西固过的春节。在兰州西固演的《葫芦峪》，也是很成功，观众认可咱。由兰州到陇西，陇西又到兰州崔家岩、甘农场，都演的我的《闯宫抱斗》《葫芦峪》。在甘农场演出时，兰州市秦的白亚军看戏来了，到后台说：“老师，你今日演滴好得很。”我说：“你在哪里呢？”他说：“我在市秦啊”。我说：“市秦有个王笃，你知道的吗？去了你给说，你郭哥来了，让明天把家具带上来，给我帮一场忙。”白亚军说：“那不可能，请这都不去，不可能来。”我说：“来不来，你给我把话捎到就行。”结果第二天王笃骑个自行车，带个板胡就来了，头发都白了。一见我：“哎呀我的哥，你咋跑来了？”我说：“你现在是甘肃第一把琴师嘛，哥来寻思让你给我帮帮忙。”这就给我拉了一场《葫芦峪》，段永华来给我配的魏延。反正在兰州、天水周边几乎都演到了，得到了观众对咱的好评和支持。

郭继民《闯宫抱斗》饰梅伯

采：后面一度剧团解散又重组是怎么回事？后来带过的学生都有哪些？

郭：那是在1994年。文化局发了红头文件：给团里40个转正的名额。心里想着：总算是熬出头了。结果后面，让有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给顶包了，最后只给了3个名额。没办法，我给学生们说：你们愿意走的走、留的留。刘峰等几个学生就去了临潼剧团。正好我也得了膀胱癌，进行了手术，这样剧团就宣告解散了。大夫交代也不让我唱戏了，你们想不到的是，在术后第二天，我还在礼泉唱了《斩颜良》，并且也是很出彩。之后就在兴平养病了一年。到了1995年，我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得很好，杨秋霞团长又找到我，想再次招收学生，重组剧团。因为当时有个规定，文化宫下面不能没有文化单位。于是又开始筹资，从这开始就不叫咸阳总工会剧团了，改名为咸阳民众剧团。如果办戏校的话，得找关系办手续，还要大量资金，所以就在剧团的基础上办了个训练班。起步时在兴平买个了院子，开始招收学生，后收购了个废弃的纸箱厂为训练场地。这一批先后招收了五六十个学生，许多人名字都忘了，现在能叫上名的有：刘忠豪、大强、高二强、佐鹏、杜敏、董高峰、陈娟、张瑛、魏涛、李超等等，一直培养到现在。其中有一部分人吃不下苦，或者嗓子不好，就改行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戏曲走向了低谷，没有啥前途，也改行了。也有后来培养成，走向其他剧团的。当时任教排戏的老师有樊小鱼、李发民、王平善等。培养这一批学生能挑起大梁的优秀学生有：刘忠豪、董高峰、杜敏、现在泾阳剧团的张瑛、现在甘肃省秦的高二强、佐鹏等，还有些去了各地的剧团。就拿高二强来说，他为什么能到甘肃省秦去，还是凭我给他排的《跑城》 《放饭》 《金沙滩》 《闯宫抱斗》 《法门寺》 《挑袍》《斩颜良》等。他的戏都是我排的，夏天再热、冬天再冷，我手把手、脚扳脚，从小娃一步步培养起来的。他是把我的戏传承的最好的一个学生，高二强身上的东西全部是我的。想要看我年轻的时候的戏，就看前两年的高二强的戏。看过我的戏，看过他的戏的观众也是这样说的。现在他的《金沙滩》一些戏让别人给改了，我不知道其它的戏改没改，以他现在的这种表演，在唱腔、道白、功架上离我当年越来越远了。

采：您觉得自己演的戏最满意的是哪些？

郭：我觉得最满意的还是《葫芦峪》。像王文鹏先生的《葫芦峪》没见过是啥样子，资料也没留下。王老的样子是又高又瘦，和我体型一样。我师父王景民和王文鹏先生的戏是两个路子，我师父擅长的是鼻音、且嗓音高。王文鹏也是鼻音，但音低，所以说是两个风格。记得在长安王文鹏村里唱《葫芦峪》，当地人说：“王文鹏可是我村人。”我说：“王老先生有他的拿法，我有我的拿法。”我理解《葫芦峪》这个戏，诸葛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也很骄傲。他在六出祁山时其实是有肝疾，再加上司马懿在五丈原前的气而亡的。“拜台”时司马懿在穿女人衣服扭捏气他的时候，要进行人物的变脸和胡须上架，之后还有呕血的表演。所以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也和前辈们探讨过细节。比如说：“把裙衣和凤冠叫尔穿戴”，这意思是嘲讽司马懿是个女流，没有男人那种大干一战的气魄，其实司马懿是在耗诸葛了。我师父王景民那会演这个戏的时候我成天看了，所以我照他的路子演了。我唱的路子和甘肃的不一样，甘肃在“祭灯”里乱弹完了之后还有一段祭灯的表演：口里念：“诸葛亮祭命灯”掐指掌剑念念有词，我的祭灯没有这个。一来师父没有传这个，二来既然叫“祭灯”，就没必要再喊出来祭灯。我认为前面坐帐时，诸葛亮是骄傲自大的，他曾经我草船借箭、南屏山祭东风威名一世。所以在“拜台”时司马懿说：“你要气死我，我要呕死你”。他一辈子是常胜惯了，受不了这种侮辱，开始由“拜台”这衰败变化。又想出了利用上方谷这个地形烧死司马，结果也是失败了。在“祭灯”时开始总结反思自己的一生：“念弟子离南阳学疏才浅，哀告了吾的师你细听心间……”从这开始反思了自己的过失，身体精神上受了打击后才会有这种反思。他临死时都不能瞑目，因为一想到曹操的抗拒，刘备的白帝城托孤，没有完成知遇之恩人嘱咐，他原本在“祭灯”时祈告苍天给他多给一点时间，去完成这些没有完成的事情。结果魏延进帐就给把命灯弄灭了，其实从这他精神上垮了，仅存的一点希望随着灯灭而破灭了。之后就托印了，“托印”的时候是最衰败的一场戏，奄奄一息中开始交代蜀汉后事，因为他知道后主不行，得几个有能力的人去辅佐，同时也开始设计死后怎么对付司马的事情。到最后已经咽气了，陈孝启从成都奉后主令看他来了，因为还有事没有交代完，又活了。这就是心不死，死不下的一种表演，直到到事交代完了，才离世。另外《闯宫抱斗》这个戏很适合我的性格，我一辈子性格直，有啥说啥，也喜欢演动弹戏。像《葫芦峪》 《金沙滩》 《闯宫抱斗》这三个戏是三种性格的人，要根据人物去用心演这些不同的角色。我还常演《五典坡》后本的薛平贵、《打金枝》的唐王、《洪羊峪》的吕蒙正、《游龟山》的江夏县、《法门寺》的赵廉、《八件衣》的杨廉等。像《打金枝》的唐王，观众经常还叫好了，把皇上演的很幽默，但不能失皇上的派。我对我的评价：我不是个名演员，我认为我在文艺界混这六七十年，还可以。戏确实唱美了，以前朱海娥到跟前说的话：“郭老师，咱把戏唱美了，没挣下啥钱”。这就是咱没有知名度。蔡志诚也说过：“你的戏的确是好，但你性格太直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文艺界一辈子不会走上级路线，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观众。

郭继民《拆书》饰伍员

采：那您感觉生旦净丑里喜欢谁的戏？

郭：花脸门里：我喜欢田德年、张健民老先生的戏。须生门里：我师父算一个，三意社赵振华、乔新贤老师，尚友社的康正绪老师，这我都见过，同时也都跟他们说过话也请教过戏。我还崇拜袁克勤，人家不是个演家，但是个唱家，唱腔独有一格。袁老的《打镇台》里：“王有旨来在了华亭县”是慢板，和别人不同，他能自创一派，是有东西的。王集荣的《祭灵》我也喜欢，还有泾阳的王益民老师（艺名牛娃子）的戏也好得很。他虽然是老艺人，但唱腔上是革新派的腔口。我还见过的刘毓中老师的表演，很好，在易俗社算一家，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旦角门里：我喜欢余巧云老师的戏。生角门里：陈妙华老师的戏好。同龄人里，贠宗翰演戏我比较欣赏，规范起台。蔡志诚的戏也很吸引人。

采：在您有生之年还有哪些心愿？

郭：我马上快八十了，还想在有生之年好好再培养出来几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秦腔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余力。你看我现在退休了，但是团里有啥大事，院长就叫我来，像这次排《大汉苏武》，我也打理了一下，虽然是个新编戏，但里面有些具体的细节还要恪守传统的东西。我现在虽然功架上动不成，但可以说。这个行业养活了我，培育了我，在有生之年把所学到的东西不能遗失，尽最大可能传承给下一代人，在自己身体健朗的时候，再为戏曲界发挥点余热，把咱秦腔发扬广大。

郭继民给学生排导《金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