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召回公告显示，因“减震器断裂门”，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自2019年11月29日起召回变更和扩大召回部分进口、国产E级两驱汽车。这意味着受减震器断裂问题影响的汽车数量再次增加，截至目前，因减震器断裂问题，奔驰累计召回汽车66.62万辆。

对比前后两次召回

此次召回是对今年5月27日发布的《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C级和国产C级、E级两驱汽车》的变更和扩大召回。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召回公告，今年5月27日，因为存在减震器断裂危险，北京奔驰向其备案了召回计划，宣布自2019年10月25日起，召回2016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3日生产的部分国产E级两驱汽车，共计299780辆；自2019年12月20日起，召回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6月17日生产的部分国产C级两驱汽车、2014年12月12日至2016年8月22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C级两驱汽车，共计271716辆。

对比两次召回，奔驰对于召回范围和召回措施均作了调整。

首先，召回范围进一步扩大。

根据召回公告，此次召回新增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11日生产的部分进口E级两驱汽车，及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0月27日生产的部分国产E级两驱汽车，共计94698辆。

其次，召回措施进行了升级。

根据召回公告，奔驰对2016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3日生产的299780辆国产E级两驱汽车变更了召回措施。由原召回措施“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前减振器或加强组件”，变为“在原召回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其它加强固件（前轴减振支撑套环与半壳、线束支架、更换减振器盖、弹簧控制臂C型防倾斜保护件） ”。

召回背后需要关注几点

此次召回再次引发大众热议。奔驰“减震器断裂门”事件从发酵到解决，从今年5月提出召回，到如今变更召回措施并扩展召回范围，这一系列举动背后，有哪些关注点值得探讨？

第一，生产者对召回的态度

首先，奔驰今年5月启动的召回是在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开展的，并且还是一起通知召回。

什么是通知召回？依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对缺陷汽车产品，生产者应当依据《条例》全部召回，即生产者是召回的主体责任者。根据召回程序的启动条件不同，召回可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主动召回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者经调查分析，确认产品存在缺陷后实施召回。这其中包括生产者主动发现问题，开展调查确认缺陷，也包括消费者投诉或国家主管部门通知生产者调查分析。另一种就是国家主管部门通知生产者实施召回。生产者未按照通知开展调查分析，或者国家主管部门认为汽车产品可能存在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缺陷时，国家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开展缺陷调查。经调查认为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主管那部门应当通知生产者实施召回，生产者应当按照条例规定实施召回。

我国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仅发生2起通知召回事件，奔驰“减震器断裂”召回就是其一。

其次，根据召回公告，此次召回范围新增“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11日生产的部分进口E级两驱汽车，共计2873辆；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0月27日生产的部分国产E级两驱汽车，共计91825辆”，并指出“本部分属于2019年5月27日发布《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C级和国产C级、E级两驱汽车》后按召回措施新生产的车辆”，这意味着奔驰至少在2018年就知道减震器断裂问题的存在，并悄然做了技术改进。如果我们拿一辆车正常的生产周期去做揣测，奔驰发现减震器断裂问题的时间会更早。明明知道问题存在，奔驰却没有积极主动进行缺陷调查，而是在主管部门介入后才实施召回。

对于召回的态度，可以衡量出生产企业的良知。奔驰“减震器断裂”召回背后，是其对召回的漠视，对消费者生命及财产安全的轻视。

第二，召回效果与成本的平衡

召回措施是什么？是消除缺陷的手段。早在奔驰今年5月实施召回时，很多车主就不认可奔驰给出的召回方措施，并曝出当时给出的召回措施是“为受影响的E 级车辆加装加强组件（改进后下控制臂衬套、减振器弹簧上端垫片、改进后缓冲块）以增加底盘坚固性，同时将原车是4mm 叉头的前减振器更换为5mm 叉头的前减振器”。

有车主担忧，加厚减震器U型插头从原理上看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理想的减震效果往往需要车企进行长时间的调教，加装加强组件及将减震器U型插头壁厚增加1mm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适用。

再看前后两次召回措施，显然车主的担忧已经成为现实。

召回措施的提出与什么有关？缺陷成因、成本、企业的技术积累、反映机制等等。但对于奔驰这种汽车巨头而言，恐怕前两个因素更关键。对于召回措施，企业可以选择成本低的，前提是要消除缺陷，如果一味节省成本，而忽视效果，对于车企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问题再次出现，还需要再度投入巨大成本。召回效果与成本之间如何去平衡？需要引起所有汽车生产者的关注与思考。

第三，对安全与生产的思考

根据前后两次召回公告获知，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9月11日生产的2873辆进口E级两驱汽车和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0月27日生产的91825辆国产E级两驱汽车，是按照奔驰今年5月公布的召回措施生产的汽车，但结果是，减震器断裂风险依然存在。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是奔驰对于减震器断裂问题没有重视？还是自身的技术储备不足？恐怕都不是。在继续评估召回效果和投产上市的选择前面，奔驰选择了后者。而这二者背后其实是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取舍。

这种例子在汽车行业并不少见，随着竞争加速，汽车生产变得激进。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生产周期一再压缩，安全风险必然加大。我们说召回是安全最后一到防线，是防止客观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因为产品激进生产而出现安全问题，恐怕最后是召回也挽救不了的。

如果成熟的汽油车都如此，新能源、自动驾驶可能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每一起质量安全背后，没有一个无辜者，大家都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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