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打鸡血”可不像现在只是说人非常兴奋的一个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治病”方法，甚至一度被认为包治百病。看似荒诞不经，可在医学不发达，认知缺失的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为之癫狂。

它的由来有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是来自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

这名军医供职于军统，以前没少干坏事，1965年，政府决定对他执行死刑。

行刑前，强烈的求生愿望让军医失去了最后的矜持，他试探着向执法人员提出，愿意用一个包治百病的秘方，换政府免他一死。

执法人员对他进行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他把秘方拿了出来：

取重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新鲜血液50~100毫升，脱离有机体，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人注射，一周一次，可治病，保健，益寿延年。军医说，蒋介石已经打了多年鸡血。

军医最后死没死我们不知道，反正从1966年春天起，这个“秘方”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让全国的大公鸡遭了殃。有人因此认为上个世纪盛行了十多年的“打鸡血”狂潮，始作俑者正名军医。

其实不然。

第一个打鸡血的人，应该是一名上海医生，确切地说是一名厂医——俞昌时。

俞昌时在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工作，公私合营后，该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

这家工厂名气大，它还有一个有名的产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时髦的电子产品之一——“美多”牌收音机。

俞昌时在国营企业里做厂医，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平淡，却不期然地出名了。

1959年5月26日这天，俞昌时刚一上班，很多工人已经等在了医务室门外——他们都是头一天接到俞昌时的广播通知，来医务室看他现场表演打鸡血的。

往自己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能包治百病，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新闻。

这次表演让俞昌时颇有收获，因为几天后，就有45人来找俞昌时打鸡血。

他后来在《鸡血疗法简况》上说，打鸡血对很多病症的治疗效果明显，有咳嗽不止的，五分钟后痊愈；患有荨麻疹的也得到了治愈喘息数月不能入睡者，注射鸡血的当晚就能睡得香甜；有胃痛的注射后疼痛立止；有的疖[jiē]肿大消……

真这样神奇吗？

5年后，俞昌时同上海市卫生局的一名干部讲，他在厂医务室的打鸡血表演那天，早上注射完鸡血，上午饥饿感很强烈，中午饭量大增。

俞昌时说，他敢当众示范，敢给别人打，是经过了很多次亲身试验的。他从1952年就坚信“鸡血疗法”有奇效，能治百病，并悄悄搞过一些试验。

1952年，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有一天晚上闲着无事，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体温，发现鸡温平均都在42℃左右。

于是他判断，鸡的体温高，是其神经中枢调节所致，其原因是鸡血的发热机能高。

给鸡测量体温肯定不是因为太无聊，在此之前，他读过明代山西名医武之望（1564年~1629年）的医学著述《济阴纲目》，里面有内服或涂鸡血治疗女性妇科病的记载。于是他突发奇想：既然鸡血能治病，那给人注射效果不更直接吗？

于是，一场轰动全国的“打鸡血”运动悄然拉开帷幕。

说一下俞昌时其人。

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厂医，背景却不简单。

俞昌时1903年出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地主家庭，1922年考取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期间思想进步，要求革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党。

1925年，俞昌时回到老家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1931年，俞昌时前往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于途中被捕。

以上这些经历，足以说明俞昌时并非居心叵测试图搞破坏之人，是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也就是说，他后来发明了“鸡血疗法”，没有复杂的动机，纯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爱好罢了。

作为一名医生，他懂得未经证实的“研究”成果不能轻易外传，就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他从一只半岁大小的公鸡身上抽取1.5毫升血液，在自己左臂上进行肌肉注射，注射当天没有出现瘙痒、疼痛等不适感。

不仅如此，俞昌时说，此后的三天里，他食欲增加了，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到了第四天，他惊喜地发现，多年不治的脚气病和腿上的皮屑病也竟然痊愈了！

此后，俞昌时又给自己打了几次，同时说服一些有妇科病、皮肤病等常年病的村民前来做试验，据称短时间内效果显著。

支撑俞昌时大胆地进行“鸡血疗法”试验的并非只有明朝的一本医书，还有一个让他有底气的“组织疗法”。

“组织疗法”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吃哪儿补哪儿”。

就是把人体的相关组织（器官），如胎盘、肺液、胆汁等提炼为针剂，作用于人体后达到治病强身的作用。

俞昌时的“鸡血疗法”正是根据“组织疗法”演绎而来。他认为鸡血也是一种机体组织，作用于人体同样会有效果。

俞昌时关于鸡血疗法的自述

1959年初，俞昌时从江西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永安棉纺三厂担任副厂长，厂里没有医生，他同时又兼职厂医务室医生。利用工作的便利，俞昌时在厂里悄悄地做起了打鸡血的试验。

1960年1月，俞昌时感觉自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试验数据，可以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了，就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打了个报告，详细介绍“鸡血疗法”。

俞昌时在报告中说，他治疗的300多个病例中，多数人打了一两次，最多的打过五六次。总体上看疗效显著，有些人身上甚至出现奇效。

报告所说属实吗？

当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人就俞昌时的”研究“进行调查，工作人员回来后写了份《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的报告。

报告表明，俞昌时一共为203人打了鸡血，对女性月经过多、偏头疼、胃溃疡等症状有不错的改善作用，有效率达65%左右；对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荨麻疹等病症，出现改善者则不到20%……

报告同时说明，“鸡血疗法”的副作用也很大，约36%的病人出现过敏性皮疹、高热、淋巴结肿大等反应。

通过这次调查，静安区卫生局认为“鸡血疗法”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有效数据进行验证。

静安区区委书记李梅生看完报告后，于当年10月安排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成员有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卫生局骨干人员，以及俞昌时，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立了一个试验室。

自此，“鸡血疗法”堂而皇之地进入官方研究通道，俞昌时也踌躇满志，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研究小组先是进行了动物实验，即给马、羊等家畜注射鸡血。

一个阶段后，小组向上海市卫生局递交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

报告称，新鲜鸡血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对比其他如马、羊等家畜的血清反应来看，鸡血血清反应较弱。

报告似乎在说明，鸡血比其他动物的血液更适于进行注射。虽然没有明说，而且试验数据也没有得出鸡血可以注射给人类的结论，但当年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不出意外地展开了。

从1961年1月9日开始，“鸡血疗法”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年底，共有1300多名患者接受了“鸡血疗法”治疗，期间17人退出，试验积累了688个病例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

对月经过多的治疗，有效率达97.8%；对消化系统溃疡的治疗，有效率为78%。多数患者打完鸡血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状态好转。但同时不良反应也很严重。

打过4针以上的980例患者中，出现不良反应的有165例，占16.6%。不良反应表现还较强烈，如畏寒发热、过敏性皮疹、腹胀腹泻、淋巴结肿大，甚至休克，等等。

这些反应大多出现在注射完鸡血后的第5~7天，以高热和淋巴结肿大较多，打的针数越多，反应程度越强烈。

其中最严重的6名病人，注射后立即出现头晕、眼花、胸闷、气虚、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眼球结膜充血、心跳加速等不良反应，直至休克。

好在小组事先有充分准备，对出现不良反应者进行急救而得以恢复。

显然，试验结果不尽如人意。

研究小组认为，推行“鸡血疗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鸡血导致的过敏性血清反应。

随后，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合作，研制成功脱敏鸡血粉。用鸡血粉再进行试验，“未见任何反应”。

鸡血粉代替了鲜鸡血，实验范围也开始扩大，到1964年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再未出现用鲜鸡血时的那种严重反应，而且“有一定疗效”。

在这个实验中，上海有关方面一直认真对待，并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俞昌时却不满意。

他认为个别专家对“鸡血疗法”的疗效持保守态度，却对其副作用夸大其词，致使研究进入停滞状态。

再者，从鲜鸡血制成鸡血粉，不良反应也并未真正消除。且鸡血粉工艺复杂，一般工人难以操作；同时鸡血粉价格过高，每百克生产成本高达60余元，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俞昌时觉得还是注射鸡血更直接有效。

研究小组成立后，他对“鸡血疗法”更加有信心，也从未停止过给自己注射，每隔一两天就要注射一下，有时甚至每天都注射。

俞昌时认为，鸡血是最好的营养补品，长期使用可以“有病治愈，无病健身”，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他甚至说，从1955年到1960年，通过5年间给自己和他人注射鸡血的临床试验，发现“鸡血疗法”对至少24种疾病有明显疗效。坚持注射鸡血的患者，不但病治好了，精神头也好，面色红润，睡眠佳，性欲旺，大便通畅。

正是出于对自己“研究”的强烈自信和对研究小组的不满，从1962年底开始，俞昌时拒绝继续与小组合作，后来干脆脱离小组，把病人叫到自己家中给他们打鸡血。

卫生局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说，让他不要进行这种盲目的带有危险性的试验，可俞昌时不仅不听劝阻，还把他们赶出家门。

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专家陈中伟，完成了世界首例全断右手施行再植手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断肢再植奠基人。

俞昌时听说后不以为然，称“我会比他做得更好，‘鸡血疗法’定能成为赶超国际水平的新型医疗技术”。

在俞昌时的努力下，“鸡血疗法”在国内许多省市蔓延开来。

不久，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很多医疗单位和个人均收到宣传该疗法的小册子。小册子对鸡血的功效夸大其词，对其副作用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小册子宣称，鸡血是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药，“鸡血疗法”能治愈60多种疾病，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国际领先技术。

因为中央指示只能进行“秘密研究”，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鸡血疗法”，但很多老干部已经在悄悄使用了。

这种虚假宣传引起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遗孀）的重视，她要求上海市卫生局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情调查清楚，并上报中央以作区处。

40多天后，上海方面向卫生部递交了调查报告。

调查发现，小册子名叫《鸡血疗法》，于1964年8月底印制，收录有100余病例。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广泛流传，影响面很大。

有群众信以为真，抱着鸡到医院要求注射；有人竟然自己在家注射，情况相当混乱。另外，全国多地卫生部门来人来函，向上海方面了解”鸡血疗法“的具体情况。

情况的混乱并未使俞昌时觉得有何不妥，他仍坚持认为鸡血对人体是有效果的：

“几年鸡血打下来，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劲，有时甚至会有一拳头把墙壁打穿的猛劲。”

“有人可能觉得我脾气比以前暴躁了些，这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吧，雄鸡总是好斗的嘛！”

他不仅没有停止宣传他的“研究”，还抱怨自己贴钱搞研究却没落好，他写信向上级申诉，希望能对他的研究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

1964年年底，他给新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写信，希望能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北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研究工作”，在全国医学院校开展鸡血疗法教研活动，并投入到临床应用。

接着，他又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希望通过科学院来肯定“鸡血疗法”在学界的地位。

让人玩味的是，他先是不承认“鸡血疗法”有副作用，自己从官方组织的研究小组中退出；遇到困难了，又跳出来找组织寻求帮助。

这种只听叫好声，却听不得到反对声音的“研究”，显然不是一名医者或者说学者应有的态度。

作为“鸡血疗法”的“发源地”，上海首先“清醒”了过来。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详实的调查数据向卫生部作了汇报。

在汇报之前，有关部门还专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

专家们一致认为，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进入人体后反应明显，并不能真正为人体消化和吸收。

基于此，上海方面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应尽快出台禁令，“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

《报告》认为，虽然目前尚未发生死亡事故，但继续下去，意外事故在所难免。因“鸡血疗法”的应用对象多为慢性病患者，这一类病本身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用“鸡血疗法”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

7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

同意上海市卫生局的看法和建议，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

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

对于小册子中散播的不实说法，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这对俞昌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非常恼怒，在自述中发出诘问：

“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验血疗法是有药理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就有记载，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

且不说他宣扬的能治疗几十种病症的说法站不住脚，单是治疗月经量过多能达到100%疗效的说法就很值得推敲：

这世上有百分百疗效的医术或药物吗？

显然没有！

而且，俞昌时关于鸡血的研究，除了明代一本医书上语焉不详的记载外，没有任何理论支持，更未进行科学严谨的实验分析，这算得上研究吗？

但此时的俞昌时已不满足于肌肉注射，开始对人进行鸡血的静脉注射！——这听起来非常恐怖！不知他可曾想过，人血和鸡血是否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出现反应？

可在他看来，这“将是对人类贡献的发展方向”。

他的研究后来如何我们不知道，其实也用不着知道了，没有结果本就是一种结果。

最终，流行了十多年的“鸡血疗法”因国家的叫停和它本身的副作用，在70年末终于落下帷幕，“打鸡血”也从一种“治病方法”，成为一个形容词。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相信“鸡血疗法”？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国家穷，百姓也穷。缺医少药的年代，病了没钱治，公鸡却几乎家家有，打几管子鸡血，鸡不死，人好了，还不用花钱，何乐而不为？

二是医疗水平的落后和人们认知的缺失，让很多人认为从医生口中说出来的、白纸黑字印上去的，都绝对假不了。在那个男女拉手都认为会怀孕的年代，让他们不信俞昌时都不可能。

医院门口排队打鸡血

有人回忆，有的地方传说，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重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最好，抽一点血，包治百病。

当时在医院门口打排队打鸡血的人非常多，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人一只鸡，或手抱或篮子提或网兜装。鸡叫声、吵闹声此起彼伏，地上到处是肮脏的鸡屎和鸡毛，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如今，俞昌时早已作古，作为“打鸡血”闹剧的始作俑者，他最终也未能从闹剧中走出来。如果生活在医学技术水平发达的今天，不知他还会继续坚持他的理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