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风波持续发酵，对于人教社的道歉与整改说明，各方均不满意。《法治日报》罕见发布时评，直指要害：

“毒教材整改不能避开追责问责。”

此亦社会重大关切所在。有一条显而易见的线索，是天眼查不到的、神秘的“吴勇设计工作室”。垄断教材设计和插画业务的，居然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单位？招投标程序禁得起推敲吗？教育无小事，教材是生命线，需要倒查十年以上，给公众清晰的交代。

@中新经纬：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无工商登记信息

追责、问责，需要人教社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纪委监察组成联合调查组入驻，以“反贪腐、反垄断”提起专项立案调查。因为此次风波暴露的问题，是教材和教辅出版垄断经营，是否出现利益输送？

如此巨大利益背后的谜团，是教育基础工程里爆发的多元资本布局，和资本穿透之后，可能的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比表象问题、美丑之争更可怕的，是主管部门的权力空转，以及“内部人”可能的权力寻租。尤其是，“把关人”丧失立场、原则、底线，将三审三校的出版流程视若无物的“阵地失守”事实。“毒教材”已经跨越了美丑之争，引发社会震惊的还有颜革渗透、价值观混乱、涉嫌儿童色情等等。

上述，需要在各个环节中追查主要责任人，与真相披露、严肃处理结合，绝不能以不痛不痒的道歉结束。公众不会容忍藐视组织原则、践踏法律法规的轻率与冒犯。

罚酒三杯高举轻打？绝不答应。

毕竟，在2022年来一次“针对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排查”已经足够惊心动魄，如何防止主管部门走过场、一阵风，是纪委监委、精准巡视的重任所在。

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更加严峻。在学生教材中暴露出来的政治问题、儿童色情问题、寻租贪腐等等，与违法犯罪有关的，已经不是教育部门自身权限所在，司法力量的介入同样是公众期待。教材问题不是私家装修，关乎公众安全。“毒教材”毒化的是社会环境，荼毒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与道路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公共设施安全等等相比，影响与辐射更加深远、广泛。

所以，“毒教材”、“毒绘本”频发，必须严刑峻法以正歪风。

依据出版管理条例，“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含有禁止内容的出版物，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风波背后，公众思考不止于上述。在追问的过程中，一个“反贪腐、反垄断”的盲区，突然继“知网迷局”之后，再一次凸显在公众面前。即：文化产业，或是继土地、金融、矿产、医疗、教育等焦点领域的一个监察重点，尤其在出版、演艺、影视娱乐、平台等等，开始进行多元资本交融的大背景下，警惕“打着红旗反红旗”、着手深度治理已经迫在眉睫。

监管的空白，在于“喉舌”与“产业”的边界。

意识形态安全无疑是重要的，主流媒体的“正确导向”高于一切，财政投资、服从服务国家意志。但是，许多媒体集团开始纷纷涉足网络以及泛文化产业，那么，旗下引进多元资本的数字平台、文化产业等等，这些虽然是特征明显的“企业”，但是对受众而言依然代表着“喉舌”，是特殊权力的企业，因为有母体背书，但是“喉舌”可以产业化吗？

比如网站的频道外包，谁来监管？信息发布可以成为自己涉足的行业竞争工具吗？如果涉及不正当竞争、管理失控、信息失真，又该如何矫正？一点点规避原则都不讲？

毕竟，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基本属性。如果出现不法资本以“产业化”的形式悄然渗透意识形态阵地，与权力寻租勾结，进行大面积利益输送，确实防不胜防。俗话讲，“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文化产业蛋糕巨大，如果一着不慎被不法资本迅速垄断，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而是“认知战”胜负和国家安全。

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口号震天响，酒桌上赚翻天。防止官商勾结、财阀做大，防止权贵“头顶红帽子、戴着白手套、赚着黑心钱”，钻政策漏洞、慷国家之慨中饱私囊。

“舆论阵地”深挖腐败根源，确实到了动真格的时候。

回到当前抗疫关口，可以参见二三端倪：

公众已经注意到了不法资本与权力寻租的蠢蠢欲动，比如核酸检测中的造假、保供企业中的火线注册和背后的猫腻，甚至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放纵疫情大发国难财，把多数人的苦难变成极少数人暴富的机会。

这些“大人物”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为公共卫生安全和民生保障，私底下利益交换、大快朵颐，许多地区已经开始针对性地立案调查，包括司法以及纪委监委介入，相信巨蠹终将被清算。

文化产业的贪腐、垄断隐蔽性更强，所以不法资本隐藏得更深，如“毒教材”暴露的问题一样，往往打“擦边球”，攫取“地下金矿”的巨大利益。

譬如，“劣迹艺人”不能复出，这是公认的真理。问题是，“劣迹艺人”到底由谁来认定？如果文化传媒领域的不法资本控制了舆论阵地，以虚假信息、民粹情绪进行栽赃构陷，用“网络审判、舆论定罪”打击同行，如何纠偏？没有矛盾制造矛盾也要上，这样的“流量之争”大鳄，在互联网阵地上为非作歹之举罄竹难书。严重的后果是，践踏了法律，夺取了公权裁决，制造了价值观混乱，挑动了人民内部的分裂。

如果实施认定、惩戒的权力主体，脱离了组织程序和法律法规约束，成为不法资本和“内部人”狂欢的工具，想让谁死让谁死、想让谁红让谁红，动的就不仅仅是文化娱乐的大蛋糕，动的是公众对于依法治国的信心和期待。这样的苗头、势头，必须掐住，要通过“厘清法律关系、完善法律制度，将对相关认定、惩戒制度规范化、提升操作性，纳入法治化轨道。”

文化产业的根本，是争取人心，“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在这个高度上，对于文化产业、舆论阵地的“跑冒滴漏”进行围追堵截，挖出大蛀虫、打掉大老虎，是信心工程，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