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特约记者 王丹丹

“乱套就在一瞬间，最近2岁半的老大在学习一些自理能力，有时很棒有时会很糟糕，糟糕的时候碰上才6个月的老二也在闹，瞬间就会让人狂躁……”彤彤妈对时代周报记者诉说着身为二胎妈妈的烦恼。

在大儿子1岁时，彤彤妈她意外怀上了二胎，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无力照看大儿子，而丈夫白天上班也无法为她分忧。她曾想过找保姆来带孩子，但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中保姆虐童事件时有发生，让她心有余悸。后来，有朋友为她支招，把孩子送到专门接收3岁以下幼儿的托班去，这样一来既能让自己喘口气，孩子也可以快速成长。

彤彤妈动了心，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有时间就对比家附近几所托育机构的情况，并最终选定了一家距家步行10分钟的私立托育机构。虽然平均每月3000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彤彤妈仍然觉得这比请保姆性价比要高，她和丈夫对此都很满意。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显得极为迫切，托育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场需求的刺激，令托育成为资本眼中的“蓝海”，从事托育相关业务的企业数量近年来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这是一个刚刚告别无人监管时代的行业，没有一个跑得通的运营模式，也还未出现一个行业巨头，因此也造成了托育市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随着普惠性托育的全面推行，商业托育机构创办者谨慎观望、积极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浮出水面。

缺口巨大，资本入局难逃赔本魔咒

与彤彤妈有类似托育需求的家庭不在少数。2021年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表示，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

而与旺盛需求相反的是滞后的托育服务水平，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为7%，虽然一年增长了1.4%，但远低于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丹麦、冰岛、法国、以色列等国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50%。

为解决托育供需问题，国家从2019年开始加大顶层设计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及配套政策。利好政策的出台和市场需求的刺激令托育赛道逐渐热起来，据广证恒生、子虚智库统计，2019年，托育赛道共发生融资事件12起，打破了此前个位数的尴尬，披露的融资金额约5亿元人民币（下同），而在2018年这一数字为3亿元。

同时，一些原本专注K12的教培机构也迅速从“双减”的阴霾中调整布局，驶入托育赛道。2021年3月，新东方宣布首家托育中心正式落地武汉，同年8月，好未来旗下北京彼芯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在北京、镇江等地成立了十多家分公司。

但K12高速增长的投融资逻辑在托育行业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托育有其特殊性，单纯的“烧钱”已经行不通。

以知名托育早教机构爱乐祺为例，该机构于2017年发布公告称，乐清丰裕教育产业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该公司27.79%股份，爱乐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靖承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爱乐祺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1700万元、2300万元、3000万元。如果对赌失败、年净利润低于承诺的85%，爱乐祺将面对回购过半股份、股份补偿差额、资金担保补偿等风险。

但现实是，2017年爱乐祺财报显示其年度净利润为1501万元，距1700万元差不到200万元。2018年，公司干脆不再公布年报，并因此于2019年被摘牌新三板。

政策趋热，资本趋冷，托育机构赚不到钱

入局托育企业之所以折戟，可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找到答案。从其属性来讲，托育行业前期投入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短期内很难赚到钱。

专门从事产业视角下的教育研究媒体“多鲸”就曾撰文表示，由于 0 - 3 岁托育服务的特殊性，市场对托育机构的要求非常高，从室内装修材料的环保性能到师资、招生、运营、食品安全、设备安全等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多鲸”测算，一个单体托育机构的财务情况基本是场地成本占 20% - 40%、人力成本占 40% - 50%、销售成本占 15% - 20%、运营成本占 10% - 20%，综合下来其利润率水平仅在 10% 以内。

即使挺过了创业之初的艰难，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市场需求看似巨大，但招不到学生却是很多托育机构的常态，而这也是导致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

“托育的招生跟幼儿园不一样，要主动出击。”山东海联光谱幼儿园创始人吕一（化名）认为，之所以要主动，是因为我国传统的家庭育儿理念仍占据主流，短期内托育并不是家庭的刚需。

“孩子一般只上半年最多一年就该上幼儿园了，在不少家庭看来，这段时间很短，如果没有合适的托班完全可以自己带孩子。而且由于疫情导致的停课时有发生，等到再开学时，这些托班的孩子已经可以上幼儿园了，这时候家长就会犹豫到底还上不上托班。”

有多年幼教经验的吕一于2019年开始做幼托一体化幼儿园，她坦言开设托班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给幼儿园做引流。“幼儿园孩子的数量是托班的近十倍，但是投入的精力是一样的，基础建设费用、人工支出、安保支出，核算下来，成本甚至比幼儿园还多。”吕一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

此外，托育机构预收费的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隐患。以托育直营连锁品牌纽诺教育为例，今年3月被曝出经营不善，创始人负债一个亿的消息后，有幼儿家长表示，如果纽诺教育经营不善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今年2月还要让家长们持续升班，提前缴纳半年的费用呢？有幼儿家长也表示，自己一般会每隔两三个月集中缴一次学费，因为孩子太小，这种课不会报得太长。

对此，有业内投资人士分析称，托育园的课包一般有预收款（课时收入是托育机构的主要收入之一，家长报名前托育机构一般会预收3个月至半年的课时费），如果止损的话就要退费，伤害现金流。如果不退费，亏损会越来越大，最终全面崩溃。“这种业务止损难，在于房租的预付和课包的预收，很多创业者止损不坚决。另一面，部分托育机构完全依赖家长们的预付费进行新店建设，使得资金链脆弱，‘跑路’事件频发。”

在需求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调查发现，虽然托育需求高达48%，但实际入托率仅为4.1%。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割裂？

从艾媒咨询出具的“2020年中国家庭不考虑入托原因”调查数据来看，有19%的家庭因为费用太高不考虑入托，因为不信任托育机构而不考虑的占比16%。由此可见，高昂的入托费成为提高入托率的最大阻碍。

时代周报记者在“上哪学”公众号上查询到了北京市各区2021年托班的收费标准，以朝阳区为例，该区共有7家私立托育机构，托班月收费从2460元/月至21899元/月不等，平均为9360元/月。

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北京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90603元/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8178元/年。也就是说，在朝阳上托班，私营单位职工每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而非私营单位员工则需要拿出一半的月工资。

当然，家长对托育机构收费价格敏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选择低价的机构。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看来，这种割裂恰恰反映了托育市场的缺口，尤其是优质托育仍存在巨大缺口。“大家对托育的品质更加看重，而不是盲目的选择，目前托育市场参差不齐，市场培育需要时间。”任远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价格相对较低的公办托育园一般是在原有幼儿园的基础上延伸或者改造的，由于有官方背景更容易获得家长的青睐。但在数量上这类托育园只占大约20%左右，因此一些公办托育机构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了供需双方存在的问题，多次发文提及要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投入和建设力度，甚至将发展普惠性托育纳入“十四五”规划，成为国家重点任务。

托育新模式呼之欲出

普惠性托育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盈利性的商业托育园将失去竞争优势？

一些专家认为，普惠性托育的发展对私立机构来说并非是阻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指出，公立私立并非界定普惠性的标准，普惠性主要体现在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三个方面。

“商业托育即将迎来窗口期，这几乎是业内共识。”十牛教育创始人麦健祺认为，未来5年商业托育还是会作为主导，就像以前幼儿园的发展一样，托育市场的利润足够让资本进入这一赛道。

至于商业托育如何摆脱市场的低迷，在普惠行托育政策刺激下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业内人士对此已经有过诸多讨论。其中，早教+托育是呼声最高的一条发展路径。

麦健祺曾分析，单一做早教，场地和人力等成本极高，而课程消耗只有周末等节假日时间，日常的空间和人员的空置较为严重，而托育刚好弥补空间及人员的空置问题。可类比幼儿园，日常上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课后的增值课程作为额外收益。所以，在他看来，未来一定是托育和早教相结合为主的模式能获得长足发展。

除了早教+托育的模式，“托幼一体化”在业内的呼声也很高。

托幼一体化是指将0～3岁的婴幼儿教育与3～6岁的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的整体，托幼一体化也叫“托幼整合”，是幼儿教育与幼儿托育的整合，它针对现行幼儿教育与托育服务两种制度、幼儿园与托儿所两类机构进行整合。

为幼教行业提供信息化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壹点壹滴的创始人王红兵认为，幼儿园向下延伸服务做托班有天然的优势，它有场地，投资成本小、试错成本低，有稳固的生源和家长的信任，比单独办托育动辄投资上百万风险要小很多。此外，托班的孩子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所在的幼儿园，为幼儿园引流。所以，无论是从资源整合还是普惠性托育服务的角度看，托幼一体化都是大势所趋。

除了上述两种模式，长期扎根于在民办幼教领域的王红兵最近又发现一条民办幼教人的“新出路”，在他看来，托育机构跑赢下半场，关键在于能够提供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而最近一条政策的出台恰恰为民办幼教人提供了契机。

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为王红兵提供了灵感。其中第七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王红兵表示：“钱在哪里人就在哪里，政府决定在‘十四五’期间在家庭教育方面投入，家庭教育热是必然的趋势，民办托幼机构可以进行相关布局。”

此外，在全国妇联、教育部等11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下称《规划》）中，社区家庭教育也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王红兵认为，这对民办幼教人来说是另一重利好消息。

在规范强化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方面，《规划》指出，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明实践所站、妇女儿童之家等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每年至少组织4次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王红兵认为，家庭教育是民营托育机构进军社区的敲门砖，因为传统社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经验必然没有民办幼托机构多，因此托育机构可以帮社区免费建立家庭学校，帮社区免费组织普惠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这样一来，民办托幼机构就机会走进社区，利用社区拓展业务、低价拿社区场地办学，帮幼儿园或者托育机构招生，甚至利用社区开展儿童素质教育培训等。“社区是所有电商最后一百米必须依托的组织，是连接所有平台与客户的接触点，而社区是连接所有平台客户最后的集合点，未来基于社区的各种生意将会层出不穷。”王红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