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如何把团队管好，如何做出好产品，如何把产品卖出去，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三件事情做不好，那么公司肯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下手解决这三个问题呢，这里有四个管理学概念可以帮到你。

公地悲剧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指的是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羊的数量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羊的数量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过度放牧导致的损失则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

那么，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产权缺失或不明晰。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公地私有化，即不把草地作为公有财产，而把草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每一个牧羊人，让他们不但要对羊负责，而且也要对草地负责，过度放养导致草地荒芜，后果将由自己承担。这样一来，草地的肥沃程度也成了一个理性经济人自身经济利益中的一个因素，保护草地不被过度放牧。

所以，通过带刺铁丝网，把牧羊人的羊隔开，在各自负责的土地上放牧，就可以简单、便宜地把自己的领地和别人的分割开来，这个公地悲剧的问题就解决了。

因此，产权明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防止出现“公地悲剧”的重要方法之一。

吃“大锅饭”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例子。“大锅饭”指的是对劳动者在薪酬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在新中国建立的头30年里，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了极端的平均主义问题。

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脱节；

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从个人的角度讲，多干或者干好都是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的，而多干或干得好，谁受益呢？整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就是所有的人受益，而自己因为多花费了精力和时间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长此以往，就没有人再愿意多干和干好了，反正企业是大家的。

要想彻底解决吃“大锅饭”的公地悲剧问题，就要做到产权明晰，把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用某种“铁丝网”给围起来。在企业管理中，也需要找到属于你们公司的铁丝网。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孙悟空打死了几个扮成好人的妖怪，糊涂的唐僧又把孙悟空赶走了，带着猪八戒和沙和尚继续西行。这天傍晚，唐僧走得饿了，吩咐猪八戒：“八戒，我这一日其实饥了，那里寻些斋饭我吃？”

八戒道：“师父请下马，在此等老猪去寻。”于是，唐僧下了马，沙和尚歇了担，在树下等候，可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只好派沙和尚去找。沙和尚出了林子，走了十余里也看不到一个村庄，没办法，他只好站在高处向四周查看，忽然听见草丛中有人说话，赶紧用禅杖拨开深草一看，原来是猪八戒在里面说梦话呢。不用说，等猪八戒和沙和尚赶回去的时候，唐僧已经被妖怪劫走了。

这个故事其实说明了一个深层的管理经济学原理，即委托代理理论。唐僧饿了，要吃饭，于是他就把化斋的任务委托给猪八戒去办，唐僧和猪八戒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这里唐僧是委托方，而猪八戒是代理方。可是，对于猪八戒来说，饿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周围没有人家，跑远路化斋太累，他不愿意去，和化斋相比，还不如睡一觉的效益高呢。于是就苦了当师傅的唐僧了，也是活该，谁让他把能干的孙悟空赶走呢。

委托代理的关系不光出现在小说里，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经历了多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在原始社会晚期，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随着铜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的产生。

在这之后的几千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谓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就是每一家公司或单个个体只能做所有社会或商业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活动，比如银行家管钱、律师管打官司、医生管救死扶伤等。结果，银行家就可能要找律师帮忙打官司、要找医生帮忙看病，而律师和医生也可能找银行家咨询投资，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种可能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的概念是说，如果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在管理学中通常是用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些组织现象，非常有用。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

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

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

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

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追求”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的也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两者之间通常是矛盾的，于是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

所以，委托和代理关系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利益不一致，就好像两匹马拉车，一个向东另一个向西，又好像唐僧想吃饭，猪八戒想睡觉。

在管理上，委托代理理论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公司治理。对于一家公司，通常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公司的所有者不一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而是把公司的经营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股东是所有权的拥有者，而管理层是代表股东行使管理权的职业经理人。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衍生了一整套公司管理的机制，比如建立董事会代理广大股东行使所有权，公司管理者向董事会负责，管理层的一切决策应该以所有股东利益最优化为目标。很显然，和唐僧、猪八戒一样，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一个要出成绩，另一个要混日子。

如果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就会给公司带来无尽的麻烦。2010年中国的企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国美的所有者黄光裕和国美的经营者陈晓关于公司的管理、控制和走向之争。

横观全世界的公司管理案例，公司总裁和董事会因各种分歧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比比皆是。近一点的有几年前惠普并购康柏的案例。当时惠普的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Carly S.Fiorina）为应对戴尔电脑的竞争，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准备将其并购。当菲奥莉娜把这个提议摆到董事会上的时候，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位创始人家族在内的股东的强烈反对，他们不认为兼并一家类似的公司能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由于并购方案在董事会遭到了“Hewlett”和“Parkard”这两个家族第二代的一致反对，为了使方案得到通过，菲奥莉娜强行把它提到全体股东大会上，并做了很多工作动员中小股东投票，促使这项提议通过，完成了这项25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惠普并购后开始业绩并不好，但是后来开始走出低谷，成为美国科技界一只举足轻重的领头羊。业界普遍认为并购康柏是惠普近年来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当年的并购决定是正确的。而菲奥莉娜呢？她没有看到今天的惠普，她因为在董事会里的强硬作风得罪了大股东——两位创始人的家族，早几年就已经卸任了。历史在国美之争又一次上演，陈晓先是赢了一局，但是最终仍旧无法摆脱出局的命运，和菲奥莉娜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代理方是不是能够真正地代表委托方的利益呢？《魔鬼经济学》一书对此有过研究。该书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芬·列维特（Steve Levitt）对房地产经纪人是否能够代表卖主的利益进行过一个研究。

在这里，房子的卖主是委托方，房地产经纪人是为卖主服务的代理方，应该为卖主的利益尽最大的努力。可是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作者比较了房地产经纪人卖别人的房子和卖自己的房子的数据，很显然，房地产经纪人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不存在委托代理，绝对要代表自己的最大利益。

在比较了这些数据后，作者发现房地产经纪人在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把房子在市场上平均多放30天，卖价也平均高3％。这个比较数据说明了房地产经纪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卖家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可能的代表。这些房子的平均卖价是30万美元，那么3％就是9000美元，9000美元是笔不小的数目，而对于房地产经纪人来说呢，就无关痛痒了，因为房地产经纪人从中抽取大概3％的收入，也就是270美元。为了270美元的额外收入把房子在市场上多放30天，这30天还要产生一些成本，最后净收入还不到270美元，因此对于房地产经纪人来说实在是不值得的，尽管卖主能多拿9000美元。

所以，作为代理，无论是房地产经纪人还是猪八戒，只要是委托方一不留神看不住，就都会偷懒。那么，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公司与员工的关系也是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偷懒的问题呢？

一种很实用的方法，就是跟进。委托之后，不能不管，那就需要对委托的内容进行跟进，在事前、事中、事后做好跟进，如果发现异常，需要及时纠正。

猪浑身都是宝，哪儿都可以吃。菜市场的猪肉分为很多种，价钱也不同，里脊肉25元一斤，五花肉20元一斤，小排骨17元一斤，猪头肉14元一斤，猪蹄9元一斤，一只猪被分成很多不同部位的肉，然后按不同的价钱卖，喜欢吃瘦肉的买里脊肉，喜欢啃骨头的买小排，喜欢吃红烧肉的买五花肉，买好肉多花钱，买差肉少花钱。这是在菜市场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但是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管理学原理——版本管理。

同样是猪肉，把不同的部位分开来就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部位按不同的价钱卖就是给不同的版本定不同的价钱，为的是利润最大化。显然，把一只猪分成不同的部位按不同的价钱卖要比把一只猪整体卖掉更赚钱。

版本管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经常坐飞机旅行的朋友可能坐过经济舱和商务舱；经常坐火车旅行的朋友可能坐过硬座、硬卧和软卧；就算是买房子也分毛坯房和精装修房，这都是版本管理的结果。

信息产品更加适合版本管理，主要是由于其边际成本低和产品可拆分程度高。信息产品的主要成本都是在开发过程和生产第一份产品的时候，一旦第一份产品生产出来了，后面就是简单地拷贝，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至于可拆分程度，由于是信息产品，并不需要像实物那样拆成几大块，可以对信息产品进行不同的组合，所以可拆分程度高。

版本控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时间先后上区分；另一类是在产品的功用上区分。

先说一说在时间上区分的版本。在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一本新书上市，出版商一般都是先出版硬皮高质量的版本，卖得比较贵，过一段时间后推出普通版本，最后才会推出电子书。硬皮高质量版本的书是给那些等不及了并且愿意多花钱的真“书迷”看的，等他们的需求满足了，普通版本和电子版本是给那些可以为了价钱等一段时间的人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同样，电影行业也是，一部电影刚推出的时候只能在电影院上映，等到半年以后，才可以出影碟版供广大消费者租借或购买在家看。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的票比租一盘光碟贵多了。另外，在金融服务行业，股票市场信息也是一种商品，金融服务公司会把这些信息包装成两个版本，一个是即时股票信息，另一个是20分钟延时信息，显然第一种会比第二种贵很多。

再说一说在功用上的版本管理，前面提到的火车、飞机等实际上都是在功用上产生的不同版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各大网站提供的电子邮件服务，普通的电子邮件服务是免费的，邮箱容量比较小，服务商可能还要做广告，而它们也提供精英电子邮件服务，容量大而且没有广告，但是要收费，这就是一种基于功用的版本管理。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版本管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顾客群对于产品有不同的偏爱和期待值，有人愿意多花钱坐火车软卧、享受飞机商务舱、用精英电子邮件、到电影院看电影、买精装图书，有人愿意少花钱坐火车硬座、挤飞机经济舱、用免费电子邮件、买光碟看电影、买普通图书。正是因为顾客群体有不同的喜好，如果能把他们区分开来，投其所好地生产不同的产品，顾客满意、销售量多，就可以给生产厂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假设一个信息服务商可以提供两种版本的信息，一种是即时信息，另一种是延时信息。这个信息服务商有100个顾客，其中60个耐心顾客，40个着急顾客。这些着急顾客愿意花100元买即时信息，但是只愿意花40元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说“即时性”在他们心中值60元钱。对于耐心顾客，他们愿意花50元买即时信息，花30元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说“即时性”在他们心中值20元钱。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应该如何对他提供的信息定价才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呢？

第一个策略是只提供即时信息。如果定价超过50元，就会失去那些耐心顾客，因为他们最多愿意付50元钱。如果定价在50元，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可以赚50×100元，就是5000元钱；而如果定价在100元，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可以赚100×40元（40个着急顾客），即4000元钱。显然，定价在50元是相对更好的策略。

第二个策略是只提供延时信息。如果定价40元，只有40个着急顾客买，也就是可以赚1600元。如果定价30元，所有100个顾客都会买，可以赚3000元。两种情况都不如第一种战略的5000元钱多。所以，只卖延时信息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三个策略还是只提供即时信息，但是收不同的钱。向着急的顾客收100元，向耐心的顾客收50元，这样，总收入就是100×40+50×60=7000元钱。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你无法区分谁是着急顾客谁是耐心顾客，他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自己是哪种顾客。在知道你要给他们定不同价的情况下，你要是去问他们是着急顾客还是耐心顾客的话，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我们都是耐心顾客！”所以，这是最佳方案，却是无法实施的方案，一点儿用都没有。

第四个策略是同时提供两种信息，形成不同的版本，收不同的钱。但是两个版本的定价是比较有艺术的，这两个版本的定价要刚好让着急顾客不愿意买延时信息但是愿意买即时信息，而耐心顾客不愿意买即时信息而愿意买延时信息，把他们用价格分开来。

如果把即时信息的价钱定到100元，把延时信息的价格定到30元，那么，耐心顾客肯定只能买延时信息了，但是，着急顾客呢？也会去买延时信息的，因为买延时信息给他们省10元钱（愿意付40元，但只花了30元），而买即时信息一分都省不下来（愿意付100元，也要花100元）。所以，对于即时信息的定价必须要保证着急顾客能省10元钱，这样他们不会去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要定在90元钱。

这样一来，总收入是90×40+30×60=5400元钱，比第一种方案的5000元还多出400元。这多出的400元钱就是利用版本管理后产生的额外收入，算是版本管理的价值所在。

夏天买西瓜，总能听到部分瓜贩打出“包熟包甜”的促销策略，但不是每一个瓜贩都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西瓜好不好、熟没熟，普通人是无法透过绿油油的西瓜皮看出来的，即便是有经验的瓜贩，单是从“望闻听切”也不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那么，甜不甜不打开尝一尝就不会知道了。西瓜的质量这个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对称的，因为买家在交易前没有这个信息。

买家很着急，花了钱拎回家，结果是个生瓜蛋子，多令人丧气。和买家相比，有的卖家更着急。一条马路上或者一个菜市场里，西瓜贩子多了，商品又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所以竞争很激烈。哪些卖家最着急呢？就是那些真正卖好瓜的瓜贩们。他们可能是高价进的好瓜，也可能自己是瓜农，悉心种了几个月，在种子、肥料、水和阳光上投资不小，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瓜好。可他们着急啊，因为顾客不知道。

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咱们大声吆喝呗：“我的瓜好，我的瓜就是好！”让所有的顾客都知道，把瓜好这个不对称的信息传递出去。中国有句俗话说的正是这个事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试想，张大爷种的好瓜，大声吆喝，王婆种的烂瓜，也大声吆喝是好瓜，其结果呢，就是把顾客搞糊涂了。最后张大爷是把信息传递出去了，但是也没用啊，因为顾客不知道哪个信息是准确的、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大声吆喝”这个策略几乎没有成本，张大爷和王婆都承担得起，都可以做。有没有一个办法，张大爷能做但是王婆做不到，而且顾客一看就知道这传递的是好瓜的信息呢？有，这就是“包熟包甜”。

也就是说，如果瓜不熟，或者不甜，顾客可以拿回来退掉。当然，张大爷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瓜百分之百都熟，百分之百都甜，但是熟瓜、甜瓜的比例肯定比王婆的高很多。这样一来，如果王婆继续学张大爷“包熟包甜”的策略，她就惨了。张大爷10个瓜有1个被抱回来退了，损失一些，但是还有赢利；可王婆呢，10个瓜有4个会被抱回来退了。王婆也不傻，一算，损失的还不够本呢，得，咱还是别学张大爷了吧，蒙一个是一个，蒙俩赚一个。

这就是经济学里的信号博弈。

当两个竞争者争夺一个市场的时候，他们一个是好，一个是坏，好的那个就要找到一个信号把自己是好的这个信息传递给市场。这个信号的选择很关键，要找到一个自己用得起，但对方用不起并且市场看好的策略。

这个经济学概念最早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用在劳务市场上的，有两个人，能力有高有低，都在劳务市场找工作，不对称的信息就是“能力”，因为雇主一下子看不出来。能力这东西，得招来用上几天，才能看出上下，正所谓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可是，招来发现能力差炒掉再招很耽误事儿，成本也高。另外，最着急的是能力高的那个人。“我挺有能耐的怎么老轮不到我出来遛遛？怎么办？”得找一个信号，让雇主一看就知道自己能力比另一个高。显然，在简历上写上三个大字“能力高”不行，因为另一个能力低的早写好了。

如上所说，要找到一个有成本的信号，这个有成本的信号就是一个更高的学位，能力高的能承受这个成本而另一个能力低的不能承受。比如，在职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就是一个证明你很有能力的信号，在劳务市场上可以帮助传递你个人能力的信息。在职工商管理硕士的学生们白天上班，下班后来不及回家和家人吃饭就跑来上课，周末把家人撂在边上还得做作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是有时间陪家人的，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繁重的课程，把对生活的影响减到最小。

如果是能力有限的人，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繁重的课程，有的根本完不成，即便是每星期正好能完成课程和作业，也没时间陪老婆和孩子，估计没读完就让老婆给叫停了。所以，能力低的人费力多，从而转换成无法承受的成本，拿不到学位，最终让高一级的学位成为一个有效的能力信号。

这就是迈克尔·斯宾塞关于信号博弈在劳务市场竞争的精髓所在。其实这种以学位作为信号在劳务市场略胜一筹的策略也不是总灵，有的时候拿不到学位的人反倒是能力很强的。

三国时期吴国的大都督吕蒙，吴下阿蒙目不识丁，照样统领三军击败并俘获蜀国名将关羽；还有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最后只是个举人，也照样成为青史留名的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即便是晚清中兴之重臣曾国藩也不过是“同进士”而已。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脸谱（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都是哈佛没毕业的辍学生。

信号博弈应用之广，不仅限于人类，甚至有些动物也懂，并能熟练使用。动物最重要的生存手段是要找到合适的异性交配，繁衍下一代。于是，一只雄鸟如何得到雌鸟的青睐很重要，好听的叫声在自然界里不容易打动雌鸟，因为谁都会叫两下，都是天生的音乐家，所以此信号基本无效。

雌鸟看重的是一只雄鸟的生存能力，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又谈什么养育、保护小鸟呢？所以，长有大尾巴的雄性鸟类的大尾巴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因为大尾巴更加可能被天敌发现从而招致攻击，所以没点儿本事的鸟轻易不敢长大尾巴。即便是狼，也有“装大尾巴狼”这样的俗语，这是同样的道理。有本事的雄性鸟类通过长大尾巴向雌性鸟类发出“我最好”的有效信号：你看我给自己增添这样大的麻烦，我比别人被天敌攻击得多，但我照样没事儿，还活得好好的，你就放心地“嫁”给我吧！

如前面关于西瓜的例子所讲，和“包熟包甜”类似的一个策略，就是产品的保修期。同样，产品的质量是不对称信息，好的公司想把自己高质量的信息透露给顾客，产品保修期的长短是一个有效的信号。因为质量差的公司不敢承诺长保修期，否则将会有很多维修导致亏损。

总之，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管理经济学中，很多人已经研究过了，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学会发现问题，然后拿着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找到答案以后，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标准答案上变通，管理问题也就解决了。管理中很多问题并不难，但是能否发现具体问题在哪，却考验一个人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