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酸脱氢酶1179高是怎么回事(乳酸脱氢酶偏低117)乳酸脱氢酶1179高是怎么回事(乳酸脱氢酶偏低117)

关注健康
关注真实体验

乳酸脱氢酶1179高是怎么回事(乳酸脱氢酶偏低117)

乳酸脱氢酶1179高是怎么回事(乳酸脱氢酶偏低117)




背景:本篇综述是编辑们进行的一系列定期年度综述中最新的一篇,旨在强调2021年在《Resuscit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重要论文。

方法:检索2021年度发表的全部文献。论文是根据当时的普遍关注度和新颖性选择的,并按主题分类。

结果:选取98篇论文进行简要介绍。

结论:复苏科学在不断发展,并纳入了生存链中的所有环节。

关键词: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基础生命支持、高级生命支持、复苏后治疗、预后、结局




流行病学

先前几篇文章报道了夏时制(DST)转换后急性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增加。本次实验利用维多利亚州救护车心脏骤停登记系统,对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的成人院外心脏骤停(OHCA)病例进行了间断时间序列分析,从而研究DST转换对院外心脏骤停发生率的影响。利用89409份病例进行数据分析,研究人员观察到了DST转换对OHCA风险的有害和保护作用。

通过对3004名参与“实用气道复苏试验”(PART)(Pragmatic Airway Resuscitation Trial,PART)患者数据的二次分析,研究了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质量的差异及其对代表性不足的种族人群生存的影响 。作者计算了美国心脏协会(AHA)2015年高质量CPR指标的符合率,以及根据第一响应紧急医疗服务(EMS)机构制定的方案对预期CPR策略(30:2或持续胸部按压)的符合率。一项基于EMS评估的种族对黑人和白人患者之间的差异进行的调整分析显示,与白人患者相比,黑人患者的压缩率依从性调整后的几率更高(OR:1.36,95%CI:1.02–1.81)和预期CPR策略依从性调整后的几率更低(OR:0.78,95%CI:0.63–0.98)。尽管黑人患者对压缩率的依从性较高,但根据EMS评估的种族,对预期策略的依从性较低。其余指标没有显示出差异,这表明CPR质量差异并不是观察到的不同种族的结果差异的重要因素。

结局

心肌梗死急性期心脏骤停(MI-SCA)的患者被认为与无心脏骤停的心肌梗死患者(MI-no-SCA)在血运重建后的死亡风险相似。在一项家庭自动体外除颤器试验(HAT)的分析中,对前壁心肌梗死和既往心脏骤停患者的预后进行了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比MI-no-SCA患者有更高的全因死亡或心源性猝死(SCD)风险。在6849名患者中,650名(9.5%)在试验登记前患有MI-SCA。约48%的患者在登记前1年内发生过MI-SCA事件;71% 的SCA事件发生在院内。MI-SCA患者比无SCA的患者年龄较小,白人更常见,既往PCI发生率高于MI-no-SCA患者。与MI-no-SCA相比,MI-SCA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SCD调整风险相似。ICD植入后,与MI-no-SCA患者相比,MI-SCA患者的死亡率更高。

一项系统综述评价了成人心肺复苏医疗无效的定义和临床风险评分的预测价值,包括31项研究,其中11项纳入荟萃分析。作者发现,对于成年患者的CPR无效性,没有国际共识,也缺乏具体的定义。他们得出结论,当CPR被认为无效时,临床风险评分可能有助于决策,但需要未来的研究来评估其临床价值和可靠性。

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症监护协会成人患者数据库和澳大利亚康复结果中心住院患者数据集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关联和分析,对出院后进入住院康复阶段的OHCA(n = 84)和IHCA(n = 156)幸存者的康复结果进行了检查,主要观察指标为康复期间的功能改善(入院和出院时功能独立性测量(FIM)的差异)。大约90%的OHCA和 IHCA患者出院回家,尽管与基线(27.2%)相比,在家需要护理人员的比例增加(55.6%)。

COVID-19

对COVID-19患者住院期间心脏骤停(IHCA)后死亡率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共纳入10项研究,共有1179例COVID-19患者进行CPR试验。89%的患者出现不可电击的心律,ROSC发生率为32.9%,住院或30天死亡率为89.9%,6.3%的患者有良好的功能预后。敏感性分析显示,COVID-19患者IHCA后的死亡风险高于非COVID-19患者(2.34;95% C.I.1-1.37)。Get-With-The-Guidelines-Resuscitation(GWTG-R)数据库的分析比较了两个时期(2020年3月-12月和2015-2019年),以调查美国(U.S.)三次COVID-19激增期间的存活率。2020年三次COVID-19激增期间,IHCA后的存活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在COVID-19死亡率中等偏高的社区。

在对重症医学会COVID-19登记处的倾向性匹配分析中,评估了接受和未接受CPR(主要结果)和舒适护理(次要结果)中接受姑息治疗咨询的患者比例。在3227名患者中,CPR组和未接受CPR组之间的姑息治疗咨询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19.9% vs. 19.4%,p = 0.8334)。然而,接受临终安慰护理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姑息治疗咨询(43.3% vs. 7.7%,p < 0.0001)。作者的结论是,临终时的姑息治疗咨询可能会使患者的需求和价值与他们所接受的治疗更加一致。

一项针对COVID-19急诊分类系统(PRIEST)研究的二次分析中,对13,977名因疑似COVID-19入院的成年人进行了研究,以确定与他们“不尝试CPR”(DNACPR)决定相关的因素。患者被分类为早期DNACPR(入院前或入院当天)或晚期/无DNACPR(无DNACPR 或入院当天后发生)。在12,748例患者中,31%属于早期DNACPR 决策组,与晚期/无DNACPR组相比,他们的死亡率更高(40.7% vs13.1%),任何器官支持的使用率更低(11.6% vs15.7%)。然而,他们接受了一系列器官支持干预,其中一些干预措施的使用率与晚期或无DNACPR的干预措施相当(例如,无创通气4.4% :3.5%)。大多数早期DNACPR决定的患者存活了30天,许多患者接受了可能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基础生命支持(BLS

2021年6月,在欧洲杯期间,一名丹麦足球运动员突然晕倒,使人们关注心肺复苏术和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救命潜力。尽管对心脏骤停的识别出现延误,但旁观者迅速进行心肺复苏术和除颤后,自主循环恢复,随后取得了成功的结果。该案例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并强调社区对心脏骤停反应的重要性,如2021年ERC复苏指南所概述的。

对公众进行心肺复苏所需技能的培训一直是ERC和许多国家复苏委员会的一项长期战略。COVID-2019疾病感染风险的担忧,对社区的CPR培训产生不利影响。在意大利进行的COVID-2019疾病的调查发现,在BLS培训期间COVID-19获得性感染的风险较低(9/7833,0.01%,54.8每100000名出席者)。随着我们的社区适应COVID-19流行趋势,量化风险并采取积极措施降低风险将非常重要。让社区参与进来的新策略,如复苏培训的游戏化,以及向老年人社区的外展,对于重新夺回过去两年失去的阵地至关重要。丹麦的一项研究表明,作为获得驾驶执照过程的一部分,强制BLS培训在培训大量人员方面取得了成功,重要的是,可以接触到一些较难接触的社区。

公众除颤计划

对于公众除颤计划(PAD)项目的成功来说,AED必须位于正确的位置、正确获得时间,并且有人愿意使用它们。一项涉及16项研究中55537名参与者的真实AED使用的系统性回顾证实,在心脏骤停后10分钟内使用AED,存活率最高。如果心脏骤停发生在AED的100米范围内(37.1%),存活率最高;若发生在AED的100-200米内,存活率下降到22%,如果超过200米,存活率为12.8%。机场、学校和体育场馆的存活率高于其他环境(39.3%比23.5%)。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对心脏骤停的回顾证实,当生存链得到优化时,可以获得极好的结果,接受PAD治疗的患者100%存活到出院(其中56%为旁观者见证的心脏骤停)。遗憾的是,在机场观察到的最佳条件在其他环境中很少存在。一项来自英国的回顾性观察研究报告了AED放置位置的差异,AED设备被不成比例地放置在以白人为主的富裕地区。COVID-19也对PAD项目有不利影响。一项加拿大的观察性研究发现,非必要企业和建筑的关闭大大减少了PAD项目成功的机会,69.9%完全无法启动,18.8%部分无法启动,只有11.3%未受影响。目前正在探索几种策略来改善获得PAD的机会。研究人员使用数学优化模型来确定苏格兰PAD的最佳位置。优化的结果导致在社会经济条件贫困的地区安置更多的自动体外除颤器,并提高OHCA的覆盖率,因此有可能部分缓解与当前位置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现象。使用无人机技术将AED带到心脏骤停现场的做法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数学模型显示,即使在大巴黎区的城市环境中,25%的情况下无人机会在紧急医疗服务之前到达心脏骤停的现场,如果允许无人机在夜间飞行,则会增加到60%。地理空间建模与用于确定静态AED最佳位置的模型类似,也可以为无人机AED的最佳位置提供信息。使用这种方法,瑞典的研究人员表明,80%的全国覆盖率则需要21个无人机系统,而100%覆盖率则需要2048个无人机系统。在每次心脏骤停时都部署无人机是否是最佳策略还不确定。对机器学习的调度算法的评估表明,与标准救护车响应相比,响应时间可能减少约4分钟,无人机部署总数减少30%(与对所有政策的派遣相比)。

高级生命支持

药物

在ERC 2021 ALS指南中,肾上腺素和胺碘酮(或利多卡因)仍建议使用,其依据是早期使用可改善短期结果,但不确定对长期结果的影响。一项关于从新药动物研究到心脏骤停临床试验的系统性综述确定了190种不同药物使用的415项动物研究,以及涉及26种不同药物的43项临床试验。在一篇附带的社论中,鉴于许多临床前研究结果未能转化为临床实践,重点是脑损伤,因此在其讨论中提及了加强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之间联系的干预措施。这篇社论强调了缺乏针对神经系统结果的动物研究,需要对特定的心脏骤停表型和病因进行研究干预,临床研究所需的大样本量的挑战,以及需要加强多学科临床前和临床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骨内通路

在CPR期间,静脉注射(IV)途径仍是首选的给药途径,当静脉注射尝试失败或不可行时,建议使用骨内注射(IO)途径。一项来自新加的坡1007例OHCA患者的研究数据分析显示,当两次静脉注射失败或超过90秒时,使用IO策略与单独IV途径相比,有效的血管通路增加(76.6%对61.1%,p=0.001),肾上腺素用量(71.3%比55.4%p=0.001)和肾上腺素输注时间(从紧急呼叫开始23分钟比25分钟,p=0.001)均增加。两组之间的ROSC或其他结果没有差异。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的IHCA研究发现,与IV(n=832)相比,IO途径(n=207)有较低的ROSC发生率、出院存活率和良好的神经系统存活率,而且ROSC时间较长。多变量调整后,IO和IV在出院存活率或神经系统良好存活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在ROSC时间和ROSC发生率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密歇根州心脏骤停登记提高生存率(CARES)数据库的观察数据确定了6869例OHCA患者在CPR期间接受肠外药物治疗,其中37.8%使用胫骨IO途径。在接受IO和IV的患者中,未调整和调整后的结果均较低:ROSC组18.3%比23.8%(aOR 0.72,95%CI 0.63–0.81,p<0.001),出院存活率3.2%比7.6%(aOR 0.48,95%CI 0.37–0.62,p<0.001),神经功能良好结局组2.0%比5.8%(aOR 0.42,95%CI 0.30–0.57,p<0.001)。所有这些观察性研究都有可能在IV困难的情况下产生混淆,对IO途径的需求本身可能是不良结果的标志,一篇附带的社论提出了对IV或IO途径的随机对照试验的需求。

气道

2021年最新的ERC指南继续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气道管理——在CPR期间,救援人员应该从基本气道技术入手,根据他们的技能逐步推进,直到达到有效的通气。最近的观测数据继续支持此方法。

在英国进行的一项使用肾上腺素治疗OHCA的PARAMEDIC-2 RCT二次分析中,根据气道策略评估胸部压缩分数(CCF):无高级气道、声门上气道(SGA)、气管插管或两者的组合。数据来自286例(13.9%)的患者在一个研究地点招募。所有组的平均压缩率和CCF也相似(CCF74.7—78.4%),且与CPR持续时间无关。北美部分试验的类似分析中分析了OHCA初始喉罩(LT)气道策略与初始气管插管(TI)策略对CCF的影响。1996年(1001例LT,995例TI)患者的数据显示,两组患者的压缩率和CCF(LT 88%对TI 87%)相似。

在2021ERC ALS指南中的一个新建议是,如果在需要高级气道的情况下,只有气管插管成功率较高的救援人员可使用气管插管—专家共识为,高成功率为两次尝试中成功率高达95%以上。在部分研究中,第一次尝试成功率(LT 86.2%和TI5 46.7%)与ROSC增加有关(aOR 1.23;95%CI:1.07–1.41)。此外,在西雅图对OHCA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插管尝试次数的增加与获得良好的神经系统结局可能性降低有关。可视喉镜(VL)越来越多地用于气管插管。美国EMS记录的数据将VL(n=5702)与OHCA的直接喉镜检查(DL)(n=16430)进行了比较,发现VL比DL(75.1%v 69.5%,p<0.001)具有更高的首次通过成功率,但ROSC>20min没有差异。

心肺复苏期间使用即时超声

在793名OHCA患者心肺复苏的1943次暂停中,心电图记录的电活动与超声心动图所见的心肌活动不一致的情况普遍存在。在28.6%的CPR暂停中,电活动和心肌活动存在差异:5.0%的患者在ECG上出现心脏停搏,在超声心动图上出现无脉性心肌活动(PMA);22.1%的患者心电图显示无脉性电活动(PEA),超声心动图显示心肌收缩;在32次CPR暂停中,25%的患者超声心动图显示可电击节律,而ECG显示非电击节律,没有进行除颤。

机械心肺复苏术

一项涉及2818名患者的11项试验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与手动按压相比,机械按压导致的损伤发生率更高(优势比1.29 95%CI 1.19–1.41),但被认为严重损伤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与机械按压相比,手动按压可降低后肋骨骨折、心脏和肝脏损伤的风险。一项多中心、随机的院内心脏骤停期间机械胸部按压装置可行性试验显示,只有略超过一半的心脏骤停患者参与了该试验。两组之间的临床结果相似,表明更大规模的试验不太可能成功。OHCA期间的另一项随机试验比较了一种改良的机械胸部按压装置,该装置提供了主动减压和标准机械胸部按压。该研究发现,两种设备在生理终点(最大呼气末二氧化碳、脑氧饱和度和有创血压)或损伤方面没有差异。探索性分析显示,主动减压发生的频率低于预期,可能是因为吸盘与胸壁分离,这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

指南建议在人工胸外按压不安全或不现实的情况下,使用机械心肺复苏装置。心肺复苏过程中产生气溶胶的风险促使美国的临床医生对在院内心脏骤停的COVID-19患者使用机械性心肺复苏。在58名此类患者中,大多数CA发生在重症监护病房,41例接受人工CPR,17例接受机械CPR。手动心外按压组的24小时生存率较高(56.1比23.5;p=0.02),但ICU(31.7比11.7;p=0.12)或出院(26.8比11.8;p=0.31)的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一项模拟研究探索了在患者处于俯卧位时进行机械胸外按压的可行性,因为这是治疗COVID-19期间经常需要的。研究表明,只要对机械装置稍作修改,机械胸外按压似乎是可行的。在考虑将其用于临床实践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特殊情况下的心脏骤停

ERC关于特殊情况下心脏骤停的指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包括关于特殊原因的指南(缺氧、创伤、过敏反应、败血症、低/高钾血症和其他电解质紊乱、低温、雪崩、高热和恶性高热、肺栓塞、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心脏压塞、张力性气胸、中毒),特殊环境(手术室、心脏手术、导管室、透析室、牙科诊所、交通(飞行、游轮)、运动、溺水、大规模伤亡事件)和特殊患者群体(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肥胖、妊娠)。针对这些特殊情况的大多数指导都基于观察数据、病例报告和专家意见。例如,对溺水患者的复苏和急救进行的范围审查没有发现RCT,观察性研究提供的证据有限,无法为溺水患者提供循证临床指南。

对与过敏反应相关的心脏骤停指南的审查确定了八项国际指南,与大多数基于低水平证据的建议存在显著差异。肾上腺素、氧气和患者体位的使用是一致的,但在一些领域,包括有关抗组胺药、类固醇、支气管扩张剂和液体的指导,是不一致的。随附的一篇评论解释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证据,或是最近的指南认为早期使用类固醇和抗组胺等干预措施可能有害。英国过敏反应指南的最新证据强调,如果过敏反应症状没有缓解,5分钟后需要重复肌注肾上腺素,类固醇和抗组胺药物不再被常规推荐用于初始治疗,以及在难治性过敏反应中需要肾上腺素输注。

儿科复苏

2002年至2018年间,AHA GWTG-R数据库对儿科住院心脏骤停期间的药物使用趋势进行了分析。在6000名患者中,利多卡因、阿托品和碳酸氢盐的使用减少。然而,PALS指南中关于利多卡因和碳酸氢盐的变化与这些药物使用的急性变化没有时间上的联系,这表明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能够迅速影响预处理者的因素。一项关于小儿院内心脏骤停期间碳酸氢钠给药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支持了当前的指南,即除特殊情况外,不建议在小儿心脏骤停时常规使用碳酸氢钠。

一项关于儿童肾上腺素剂量时间安排的系统性回顾,确定了7项证据确定性极低的观察性研究。早期使用肾上腺素与院内和院外心脏骤停后的预后改善有关,但尚不清楚肾上腺素使用的最佳间隔时间。

ILCOR于2021年发布了关于儿童心脏骤停的儿科核心疗效指标(P-COSCA)的咨询声明,以提高临床试验报告结果的一致性。P-COSCA包括对存活率、脑功能、认知功能、身体功能和基本日常生活技能的评估,并且由于许多儿童存在心脏骤停前的合并症,它还包括记录基线(即骤停前)的脑功能和计算心脏骤停后的变化。

ILCOR对复苏期间家长在场的系统性审查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虽然父母希望在复苏期间有机会在场,但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意见和家长在场的实施情况差异很大。

一项针对儿童OHCA后的功能和神经心理学结果的纵向研究发现,虽然儿童OHCA幸存者在OHCA后3-6个月和24个月的PCPC评分良好,但他们在智力和执行功能等领域的评分较差。强调应在较长的生命期内继续随访,以了解儿童OHCA的长期影响。

成人院前终止复苏(TOR)协议已经制定,但对儿童来说,这一过程更具争议。马里兰紧急医疗服务系统研究所(MIEMSS)已开发出院前ROSC结果的预测特征,并根据医源性和外伤性原因导致的心脏骤停进行分层。在对1595名儿童OHCA患者的分析中,88%被归类为医学标准。在医学标准和创伤标准的儿童OHCA中,ROSC率分别为23%和27%。医学标准正确的将超过99%(322/323)达到ROSC的患者归类为不符合儿科TOR(pTOR)的资格。创伤标准正确地将93%(50/54)的ROSC患者归类为不符合pTOR标准。在五名误分类的患者中,有三名涉及溺水事件。因此,pTOR标准可以可靠地确定无效性,而作者建议考虑将溺水患者排除在未来的pTOR指南之外。

新生儿复苏

在AHA GWTG-R注册中心(2001-2014)的另一项研究中,在1153例新生儿产房复苏中,968例(84%)实现了ROSC,761例(66%)存活出院。大多数患者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接受胸外按压。研究发现,可识别的产前风险因素以及复苏干预措施与实现ROSC的几率增加和减少有关。胸部按压通常在事件的第一分钟开始,通常在气管插管之前。

AHA GWTG-R还用于确定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或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接受CPR的婴儿的死亡率和生存率相关因素。在3521名婴儿中,CPR与59%的出院前死亡率相关。高死亡率与可识别的患者、事件和单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可能会增加死亡率。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探索这些因素。

2021年ILCOR关于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治疗国际共识的摘要声明中,有关于足月儿和早产儿出生时脐带管理、出生时实施正压通气(PPV)的设备、新生儿复苏期间家人在场和小儿止血带的章节。

创伤

对996名患者进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评估了以创伤为中心的复苏方案对创伤性OHCA后生存结果的影响。尽管以创伤为基础的干预措施有所增加,给药时间也有所缩短,但与最初的常规CPR相比,以创伤为中心的复苏方案对患者的存活率没有任何益处。然而,总体存活率非常低。一项类似的小型研究评估了与创伤性心脏骤停的潜在可逆原因有关的措施,在287次创伤复苏中确定了279项具体的干预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率同样没有提高。显然需要更多的工作来预防和管理创伤性心脏骤停,以改善非常糟糕的结果。

复苏后治疗

众所周知,虚弱与危重病人的预后有关。对虚弱和心脏骤停后结果的系统性回顾包括四项研究,其中三项是荟萃分析。虚弱的存在与IHCA后住院死亡的几率增加三倍有关。虚弱也与ROSC发病率降低和IHCA后出院回家有关。

复苏后阶段与明显的炎症反应有关。在一项对50名连续OHCA患者的研究中,长期ROSC和入院时的高乳酸值与入院时补体激活、促炎细胞因子(IL-6、IL-8)和内皮损伤(syndecan-1)增加有关。这些生物标志物反过来又与较低的平均动脉血压、较低的心输出量和较低的全身血管阻力,以及对早期循环支持的需求增加显著相关。

目标温度管理

人们期待已久的目标温度管理(TTM-2)研究于2021年发表,并引发了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ILCOR)高级生命支持(ALS)工作组的最新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与常温相比,温度控制目标为32–34摄氏度,共确定了9项试验,其中6项试验纳入荟萃分析。在心脏骤停后90-180天,32-34摄氏度的温度控制并没有改善存活率(风险比:1.08,95%可信区间0.89,1.30)或良好的功能结果(风险比:1.21,95%可信区间:0.91,1.61)(证据确定性较低)。该系统性综述将有助于更新ERC和欧洲重症监护医学会(ESICM)关于心脏骤停后体温控制的指南。有人提出了几个假设来解释近期低温控制随机对照试验的中性结果。最合理的解释之一是,在达到目标温度之前的延迟意味着干预不在治疗窗口内。许多动物研究表明,心脏骤停后低温控制有积极的效果。最近的一项包括45项研究(包括981只动物的数据)的系统性综述得出结论,与常温相比,低温控制改善了神经功能结果(标准化平均差为1.4(95%可信区间1.7–1.1))。更快的冷却速度、32-36摄氏度范围内较低的目标温度,以及与直觉相反的较短的冷却时间,都与低温温度控制的效应大小增加有关。

TTM试验发表后,许多ICU中用于无意识心脏骤停后患者体温控制的目标温度发生了变化。一些观察性研究表明,随着ICU临床医生采用更高的目标温度或可能完全放弃温度控制,心脏骤停后患者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已经趋于平稳,甚至出现逆转。对英国重症监护国家审计和研究中心病例组合计划数据集(ICNARC CMPD)的分析表明,与preTTM队列相比,post-TTM队列OHCA患者入院前24小时记录的最低体温更高。在最初的24小时内,发烧(>38摄氏度)患者的比例有所增加。尽管post-TTM队列的粗死亡率略高,但当所有温度依赖性成分从ICNARC风险调整模型中移除时,与TTM的发表内容没有显著变化。这项研究强调了当临床医生对温度等成分进行“治疗性”操作时,使用生理数据进行风险调整所带来的挑战。

一些先前的研究表明,在OHCA幸存者中,复温后发热与更糟糕的预后之间存在关联。然而,一项韩国登记的倾向评分匹配分析显示,复温后控制的常温和6个月生存率以及良好的功能结果之间缺乏关联性。最近的许多研究表明,对心脏骤停后患者的治疗存在性别差异。在使用调整后的混合效应模型对心脏骤停登记册进行分析以提高生存率(CARES)登记册时,女性接受体温控制的可能性低于男性,部分原因是接受限制护理决定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心脏骤停后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一些研究表明,轻度高碳酸血症与心脏骤停后患者预后改善之间存在关联。然而,对西澳大利亚州493名OHCA后入住ICU的患者的分析表明,与低碳酸血症或高碳酸血症相比,前24小时内的正常二氧化碳血症与显著改善出院存活率相关。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低颈静脉血氧饱和度(SjvO2)值与创伤性脑损伤患者预后不良之间的关联。虽然在心绞痛发作期患者中可能存在同样的相关性,但在心绞痛发作期患者中,较低的SjvO2值相对较少。一项对40例OHCA患者的研究表明,高平均SjvO2值与不良预后以及CA后48小时和72小时的高NSE相关。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

人们普遍认为,心脏骤停后初始心电图(ECG)上出现ST段抬高(STE)的患者应进行紧急冠状动脉造影,这一点得到了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结果的支持。该综述包括48项研究,结论是STE对急性冠状动脉病变具有良好的分类,对血管重建具有公平的分类。心脏骤停后心电图无ST段抬高的患者是否应进行紧急冠状动脉造影仍有争议。心脏骤停后冠状动脉造影(COCT)试验表明,在这些患者中,与延迟血管造影相比,立即血管造影策略并不能提高90天生存率。存活率可能不是研究紧急冠状动脉造影影响的最佳结果,因为大多数死于心脏骤停的患者都是因神经系统原因而入院的。然而,COCT试验的一项亚分析也表明,与延迟血管造影策略相比,立即冠状动脉造影并没有改善左心室的尺寸或功能。

预后

复苏继续发表许多关于心脏骤停后昏迷患者神经预后的研究,这仍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预测研究通常基于以下假设:不良结果为死亡或CPC 3或4的功能性结果,或改良的Rankin量表(mRS)评分为4或5。在一项关于公众对心脏骤停后昏迷患者预测的深入研究中,2012年84%的受访者(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美国各约500人)表示,他们更愿意接受早期预后信息。在众多值得注意的研究结果中,17-44%的受访者认为处于有严重身体和认知障碍的意识状态是一种可接受的生活质量,25%的美国受访者希望在植物人状态下仍能活着。

在对心脏骤停后神经功能预后(ProNeCa)研究数据的二次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在210名昏迷成年人中,一种结合了瞳孔对光反射(PLR)、体感诱发电位,脑电图、头CT和早期状态下肌阵挛的策略比2015年ERC-ESICM预测策略更具特异性。

生物标志物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可能是预测心脏骤停后昏迷患者最常用的生物标志物。在HYPERION试验的一项亚分析中(在心脏骤停后的不可电击节律患者中,将温度控制在33℃与正常体温进行了比较),48小时和72小时的NSE值预测了神经系统预后,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ROC)下的面积分别为0.79(95%可信区间0.69–0.96)和0.9(95%可信区间分别为0.81–0.96)。在33℃和37℃下接受治疗的患者之间,NSE值没有显著差异。预测生物标志物价值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存活率和功能结果上,但对心脏骤停后预测认知结果的能力知之甚少。在一项对79名患者的研究中,22%的患者在OHCA后6个月时发现了认知障碍,其CPC得分为2分。NSE和S-100b值与几个认知领域得分显著相关,48小时时NSE预测认知损害的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56%。

一些研究记录了与脑电图癫痫持续状态(ESE)相关的NSE增加。神经纤维丝轻链(NfL)是一种新的神经元损伤生物标志物,已被证明与心脏骤停后的预后密切相关。在一项对128名接受连续脑电图(cEEG)监测的患者进行的研究中,26名(20%)患者出现ESE,这是血清NfL值高的独立预测因子。与对照组相比,患有ESE的患者的血清NfL值更高,而对照组与神经系统预后不良的早期预测因子相匹配。不幸的是,这项研究不能可靠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较高的NfL值仅仅反映了在其他方面并不完全匹配的组中更严重的脑损伤。在对49名参加ISOCRATE试验的患者进行的亚分析中,心搏骤停48小时后血浆NfL值高于500 pg/ml NF-L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在对参加COMACARE试验的112名患者的子分析中,将OHCA后24、48和72天测得的血清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tau浓度与NSE的预后价值进行比较。在48和72小时,血清GFAp和tau浓度在预测OHCA后的预后方面表现良好,但并不优于NSE。

电生理学

脑电图(EEG)提供了有价值的预后信息,但很少有重症监护临床医生自己解释EEG,而是依赖神经生理学专家的报告。此类报告的写作风格可能仍会让临床医生对其预后意义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瑞典哥德堡的调查人员评估了在纯文本报告中添加三条短文本声明的影响,这三条短文本声明指示了是否存在“高度恶性”、“恶性”或“良性”脑电图模式。在一项对57名重症监护临床医生的调查中,纳入这些标准化陈述与更准确地识别不良神经预后相关。另一种解释复杂脑电图模式的方法是使用人工智能。国际心脏骤停脑电图联盟(ICARE)的数据集已被用于开发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用于早期准确预测预后。该模型不仅利用了来自单个EEG模式的信息,而且还利用了随着EEG时间推移而演化的信息,因此该模型的性能随着EEG持续时间的增加而提高。良好和不良预后预测的敏感性分别为77%和75%,特异性为90%。在另一项研究中,使用来自98名患者337个时期的定量EEG,对心脏骤停后第10天意识恢复的预测有一定的改善。

躯体感觉诱发电位(SSEPs)的双侧短频N20波缺失已被公认为是一种严重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可靠标志。然而,有不断发展的证据表明,N20波的振幅也是一个有价值的预后预测指标。在一项对403名患者的研究中,在心脏骤停后12小时,高N20振幅(>3微伏)预测预后良好,灵敏度高(61%),而在12-24小时,低N20振幅预测预后不良的灵敏度高。另一个研究小组也证实,极低振幅SSEP对不良预后具有高度预测性。

影像

许多临床医生在进入重症监护病房之前或之后不久,都会常规对心脏骤停后的患者进行CT脑部扫描。在这些早期扫描中发现脑水肿通常被认为是预后不良的迹象,但这是基于有限的观察数据,可能受到自促成的预言影响。在一项研究中,182名无意识心脏骤停后患者在心脏骤停后6小时内接受了脑部CT检查,其中约25%异常,其中近80%被认为与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I)相关。这些发现导致近一半病例的管理发生了变化(最常见的是护理中的降级),HIBI组只有一名患者存活出院(CPC 4)。重要的是,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放射学和神经信号学家之间的神经影像学解释差异是常见的,并且在早期脑CT上对HIBI的严重程度的一致性很差。匹兹堡研究小组研究了214名昏迷的OHCA患者,在最初的脑部CT检查中(昏迷后中位数3.8小时),其灰白质比(GWR)为1.2–1.3(被认为表示轻度到中度脑水肿)。在调整后的分析中,该组预先确定的潜在可修改的护理过程(低温温度控制、平均动脉压、PaO2、PaCO2、高渗药物)均与结果无关。其中15名(7%)患者出院时CPC为1-2;然而,尽管88%的患者在昏迷后6小时内进行了脑部扫描,但昏迷后24小时内接受CT扫描的患者也包括在内。因此,在非常早期的扫描中发现脑水肿时(例如心脏骤停后<2小时)的存活率仍不清楚。


原始文献:

J.P. Nolan , J.P. Ornato , M.J.A. Parr ,et al.Resuscitation highlights in 2021. RESUSCITATION 172 (2022) 64 –73.


编 译:赵景顺

排 版:张 剑

校 审:韩 非


点击“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九月健康网» 乳酸脱氢酶1179高是怎么回事(乳酸脱氢酶偏低117)
分享到: 更多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