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手执酒精喷壶，在群众放置证件的小框里喷了几下。在电脑上熟练地调出违章画面：“这是您的违章记录，您看看还有异议吗？”手起章落，利落爽快。办理这样一个违章，周漪舟平均下来只需要一分半钟。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北京石景山交通支队北辛安大队的执法站窗口里上演，这样的工作她已经连续做了7年。2013年她从军区总医院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现为一级警长。

两个窗口 四个警员 三十万缴款书

每天早上八点半，执法站的窗口准时打开，一直到下午五点才关闭。大厅内等候办理业务的群众多了，往往不能按时关门。“我们是轮换班，一个人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坐在座位上办理业务，是不能离开的。”轮到周漪舟换班了，她把坐垫提前铺在座位上，腰垫也在靠背上绑好，这才安心地坐了下去。

执法站窗口的工作机械重复，但她从没抱怨过一句。各种各样的违章非常繁琐，而前来办理的车主也都千人千面。有些异地违章的车主到了执法站前来办理，连自己的违章记录也记不太清了。这时候，周漪舟得把违章视频记录播放给车主们看：“马路边这是黄线，是不能停车的。”“您抢了公交车道，这是不允许的。您还有异议吗？”“右下角扫码可以交罚款，您也可以去银行缴纳。”

这样的对话，周漪舟每接待一个群众就要重复一次。一坐下来，查询违章，撕下缴款条，盖章，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手、眼、口就没停歇过。两个小时之后，有同事过来换班了，她才站起来松松筋骨。仅石景山交通支队北辛安大队两个违章处理窗口，平均一年就要处理30余万个违章。窗口四位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要处理一百多个违章罚款。有时候一位车主有多个违章，还需要仔仔细细地看。如果对方对自己的违章有异议，处理一单的时间会更长。

“有时候我们看着大厅里的群众等得不耐烦，我们也着急，只能更快地帮他们办理。”周漪舟在窗口工作的七年里，看过各式各样的车主。有一次，排队的母女俩出言催促排在前面的男士：“你怎么老是要一条条查违章？大家都等着呢！”男士也急了，回头呛道：“关你什么事，我有查的权利！”双方吵起来，最后几乎上升到要动手的地步。周漪舟见了，只能急忙出来劝解双方。“我们自己还忙不过来呢，群众们自己都要打起来了。“其实我们手续都能在网上办理，但是在疫情期间，除了预约之外，还是有一部分车主到执法站处理，大厅里又限制人流量，他们只能在寒风中等待。一进门，又冷又累，难免情绪不好。周漪舟无奈道：“我们看在眼里也心疼。”

执法站窗口的工作人员也免不了当“情绪垃圾桶”。有车主气愤地打电话到执法站窗口，张口就开骂，就为了发泄被罚款扣分的怒火。“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办呢?”周漪舟无奈地笑道，“一般就把话筒拿着听他骂，骂完了、情绪发泄完了，他自己就挂电话了。而由于现在异地违章也可以在北京办理缴款，执法窗口的警员们也需要对外地违章的情况烂熟于心。有一些车主看见窗口是女交警，便对着她们撒气。“有时有些人把证件往我们窗口一扔，就说，‘你给我查查，我这是怎么违章了!’”周漪舟说起在窗口工作受的委屈,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执法窗口的千人千面 喜怒哀乐全都有

周漪舟原本是学医出身。2004年毕业之后，原本是军区总医院的一位麻醉医师。在医院工作的九年里，周漪舟每天过着忙碌充实的生活。“那时候我是科里最年轻的，二十多岁，几乎每台手术都上，有一次连续在手术室里呆了二十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后来，因为怀孕的原因，周漪舟决定转业，成为一位交警，顺利完成由执业医师到手持执法资格证书的转变。“我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我爸爸从小总是告诉我，当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工作为重。”周漪舟的家人中有人从事警察的工作，她对交警这份职业也一直怀有敬畏之心。“这应该就是我终身的职业了，我到现在也并不后悔我当初的决定。”在支队的工作其实时间并不固定，但周漪舟说起自己的工作，脸上流露出坚定来。

在执法窗口工作的7年里，暖心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有一次，一对老夫妻前来办理违章，老先生耳朵不太好，周漪舟为他讲解了多次，他仍然听不清。旁边的老太太埋怨道：“人家都说了这么多次了，嗓子都说哑了，你还听不清！”回头对着周漪舟说：“你们工作辛苦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周漪舟记了很久。“这种时刻真的很暖心，有这样的群众，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被人体谅了。”

麻醉医师/母亲/交警 身份转变但情怀依旧

除了在窗口处理违章罚款事务外，交警们还常常需要陪护酒驾车主。按站里的要求，女性醉酒的司机被送到执法站之后，需要有女性警员全程陪同。搜身、去卫生间、看护都需要女性警员陪着。作为执法站的一级警长，周漪舟陪同过无数酒后司机。有些人酒后失态，神志不清，拉着周漪舟不放。“有一次送来一个女士，抱着我的胳膊不撒手，一边哭一边骂，我的两条手臂上全是她的眼泪鼻涕。”周漪舟回忆道。“她说她刚刚离婚，诸事不顺，哭得口罩都湿透了。我想去给她倒杯水都走不开。”执法站里留观过各式各样的醉酒司机，有些酒后大闹，有些酒后就熟睡。“如果是喝醉了就睡的人都还好，但如果她们大喊大叫，还闹起来，真是很折腾人。”

而夜查酒驾的不确定性，也让周漪舟的工作时间不能固定。有时候半夜送来一个醉酒司机，轮班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休息。2020年的一天，凌晨一点，家中只有她和8岁的女儿，孩子已经被哄睡着了，周漪舟突然被电话铃惊醒。电话是单位值班室打来的，执勤民警在处理事故中发现一方驾驶员涉嫌醉酒驾驶且为女性，已按程序带回支队留观，需要她过去配合做好检查及看守工作。 “我知道这一去单位，这一夜肯定是回不来了。只能把孩子叫醒，带着她一起去。”周漪舟说。女儿很懂事地揉揉眼睛，撇了撇想哭的嘴说：“啊…好的妈妈。”

孩子年龄小，离了妈妈就不行，不想一个人留在单位楼上宿舍睡觉，要一直陪着妈妈看守。好心同事帮忙给孩子找了值班室的一张床，让孩子睡下，披上大衣，女儿慢慢熬不住了，很快就睡着了。周漪舟也没有了后顾之忧，专心去做自己的工作。直到早晨七点同事提前来接班，她才紧紧张张地叫醒孩子把孩子送去了学校。“虽然孩子也很辛苦，但是这对她来说也是个好机会。我告诉她，这个阿姨是因为喝醉酒开车才被送到支队来的，以后你要记住不能酒后开车。”周漪舟觉得，孩子能够跟着她体会工作的辛苦，对她自己的成长也是一种帮助。

同时，她还兼任着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的“交通副校长”的职务，协助学校开展校园周边的交通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每周我们会选几天在学校门口执勤，早上七点到，执勤到七点半，我们都是利用非工作时间去义务执勤的。”执勤完之后再去上班。作为一个妈妈，她深知下一代教育的重要性。“孩子这一代如果从小被教育遵守交通规则，那他们也有这个意识，以后也会这样教下一代，那大家的交通环境就会越变越好。”周漪舟说。

文/王浩雄 实习生 冯仪

来源： 北京头条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