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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代课夫妻杨昌强和罗荷珍。他们身后的教室2015年才新建好。
结婚22年来最“窝囊”的一天，代课老师杨昌强一直记得，那是2014年正月初八。
妻子罗荷珍本来要回娘家探亲，家里却找不出一点钱了。米缸已经空了两个月。前一年村里发洪水，冲毁了一亩口粮田，他们一年颗粒无收。临近春节，小儿子突发扁桃体病变要手术，上高中的大儿子要缴补课费，四处都借不到钱。
日头快落尽时，门响了。七十岁的岳父母冒着低温，走了三十多里山路，给他们送来5000元救命的钱。
这个废铁块是杨昌强在山路边捡的，每天他都用它打铃。
钱打哪来的？岳父母支支吾吾。杨昌强反应过来——二老是卖了寿器换了钱。
储备棺木是土家村寨顶大的事。前一年春节，罗荷珍聚齐了几个弟妹，一道上山，帮他们砍回五十根上好的杉木料。
杨昌强接过钱，仰头大嚎了一声，把头埋进手心，一米七五的大块头缩成一团，似乎要把半辈子压抑的不甘和委屈都哭出来。
罗荷珍跑进厨房，用头撞击木梁，也呜呜哭。嫁给杨昌强后，父母说了她无数次，“嫁对了人，入错了行”。
杨瞎子
杨昌强夫妻俩都是湖南湘西泸溪县合水镇呈田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里极为偏僻，像一座孤岛深嵌武陵山谷腹地，无论从哪个方向去最近的乡镇，都在20 公里以上。山头一道连一道，黄泥路上还伏着草蛇。
现在夫妻俩每年拿九个月的1500元工资，除了照顾肚皮，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在中国，这样的代课教师还有40万，在师资最紧缺的上世纪末，无数中国乡村，依靠代课教师才延续了读书声。2006年，代课教师清退政策出台，他们中极少数人转了公职，有人拿了微薄的清退费，更多的，像杨昌强夫妇一样，仍守着深山、僻林和海岛，以“临时工”身份维系着贫瘠的乡村教育。
“杨瞎子”走在山路上。夫妻俩每天往返六公里路，护送孩子上下学。
呈田村是个土家村寨，在这儿杨昌强“杨瞎子”的名号响亮。他两眼都近视几百度，却不爱戴眼镜，总是眯着眼看人，走路磕绊。撞了树碰着墙不打紧，他怕被当面笑话装文化人。他是高考落榜生，山路上传着关于他的闲话，说他“假清高”，不打工，拉着老婆一块代课，苦熬半辈子，连房子也盖不起。
杨昌强苦笑着，把自己的脸皮比成山寨深林里的老树皮，一年年在变厚。他代了28年课，妻子22年。村里也有过公办老师，但都待不住。最近十年，村小只剩下他们俩了。
当着外人，村民们都树起大拇指夸夫妻俩是好人。但背地里，也有不怀好意的嘲笑——夫妻俩全村“最委屈”“最傻”，是一双“苦命鸳鸯”。
山路难行时，夫妻俩会牵起双手一起走。
村民也说他们是“不要钱的保姆”。呈田村3个村民组近200户人家，散居在海拔600米的山崖、溪边和山坳里。一千人的村子空荡荡的，打工的、进城的、考大学的都走了，只剩了三百来个空巢老人。十五个留守的小娃娃，都由杨昌强夫妇管教。
22年，漫长日夜，杨昌强夫妻带着学生翻山路、趟溪水，来回6公里上下学，穿坏了几十双解放鞋。他们教过全村两代人上千个学生，其中出了11个大学生、6个研究生和1位留学博士。
1990年9月7日，杨昌强第一次站上讲台，正穿着一双溅满污泥的解放鞋，盖着脚面的绿色军裤裤脚稀烂，孩子们笑他，“别的新来的老师都穿的那么好，你咋穿的那么破”。
杨昌强回答，“穿的不好的老师才会一直和你们待在这里”。
凑来的葬礼和婚礼
刚恋爱，杨昌强就向罗荷珍交了底，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山坡几畦红薯，喂不饱人，春夏时节一发山洪，农民一年就短了收成。
罗荷珍原来在另一个镇，比杨昌强这富多了。当时杨昌强上课之余走村串寨拍照片补家用。罗荷珍招呼他给家里拍，一来二去，便熟络起来。
杨昌强这样向她解释人生的选择：1990年，他本已在县里的打砂场干活了，老校长找到他，说村里已经开学七天了，还有两个年级没老师教。“你也是本村的，来接我的班吧。”老校长求他。
杨昌强了解老校长的苦，年年愁老师，还冲学区校长发过火，拍桌子大喊：“你不把偏僻地方放心上。”对方手一挥，还是不管。
课间，学生围在杨昌强身旁。
“我没法拒绝。” 杨昌强刚满六岁，父亲被五步蛇咬伤右腿，余生瘫痪在床。过了七年，村里赤脚医生的一针青霉素，又夺去母亲的命。没有棺木，村里人一家凑一根，凑齐四十根杉木料，帮他安葬了母亲。
罗荷珍听着他说，心止不住的疼。他的命，就像那部叫《活着》的小说——
母亲死后，家里养不起孩子，卖走了他的两个哥哥。他守着卧床病父，孤身一人，发奋苦读，成了村里第一个正式的高中生。后来通过高考预考，获得一所师范学校的保送名额，但面试被洪水耽误了。他又参加了两年高考，无果。老校长找到他时，他还要考。
村子于己有恩，杨昌强答应了老校长，放弃高考去代课。罗荷珍也是高考落榜生，既戳心又相怜。杨昌强在给她的情信里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罗荷珍心弦一动，决定嫁给他。
夫妻俩在山道上观看千年古树。这棵古楠木和旁边的古杉木交缠环抱，被当地人称为“夫妻树”。
1996年他们结了婚，村里师资又告急，老校长求她罗荷珍去代课。她和丈夫一样拒绝不了。
她“也欠着一份人情”。结婚那天，鸡刚叫第一遍，两三百个村民举着火把，来回60里路，背回了二十多床棉絮、一台缝纫机和一个大木柜，都是她的嫁妆。杨昌强没钱。乡亲们卖了花生，帮杨昌强凑齐了娶老婆的钱，还没吃一口宴席。
这些村民都是学生的家长。“孩子不能没有老师。村民们留下我，也就是留下杨老师。”罗荷珍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她的父母已买好了一块地皮，本想让穷女婿倒插门，和女儿开小诊所或做点生意。
但老校长专门杀了只肥母鸡来动员她。“你和杨老师成家了，可以安心在这里教书。村里人会帮你们带孩子，干农活”。罗荷珍点了头，卖了地皮，守在孤村22年。
从橘子地球仪上想象世界
“一把丈长的镰刀，有她半个人高。”村里的后生杨晴总想起上学路上瘦小的罗荷珍用劲甩手腕，挥砍草丛的模样。
村里山路叠水路，漫山长着荆棘和芦苇。罗荷珍咬着牙，挥刀在前开路。杨昌强在后跟着。一路有五处临崖峭壁、三处水中跳岩，还有两处要蹚水过河时，他上前，一手扛起一个小娃娃。
水中藏着滑礁。二年级时有一次，杨昌强抱着一个小娃娃过跳岩，滑了脚，下巴磕中石尖，染红一片溪水。娃娃们吓得大哭。杨昌强大声喝住，爬起来大步走了。
年龄小的娃娃不会吃饭，罗荷珍要在午休时一个个喂。
杨昌强严厉，一副唬人的模样。罗荷珍慈爱，像他们出门打工的妈妈。她买来灭虱药，帮没妈管的女娃理头发。上厕所要借农户的猪圈，猪哼唧叫人害怕，也是她抱着她们撒尿。
杨晴后来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现在在长沙一个小学当老师。她记得罗荷珍手把手教会了她写名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是木字。人要像树木一样顶天立地。”
下了学，杨晴下田帮家里割麦子，背着比她还高的大背篓，路过杨昌强家的秧田。他们给她擦汗，心疼她“你这个子小小的，长大后不要做这么辛苦的活”。
不想辛苦，就要好好读书，去看外面的世界。夫妻俩每年都在课堂上告诉学生。
为了帮留守儿童培养行为习惯，杨昌强一贯装得威严，偶尔他也会做做鬼脸，和孩子们开玩笑。
后生徐朝和到过的世界最远。他现在是重庆大学的教授，到过新加坡留学。从大山走上大学讲台，徐朝和一路都在和孤村的伙伴告别。先是班里的女同学。升入四年级，村小没老师教，所有学生都转去镇上寄宿，有家长嫌女孩上学费钱，让她们早早去打工。随后是他的家人，家里穷，为了供他继续上学，姐姐和弟弟初中就主动弃了学。
徐朝和憋着一口气上初高中，每天夜里打手电筒在被窝看书，考上了天津大学，又读研读博，成了村里学历最高的后生。
“考学才是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对村里的孩子来说，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杨昌强夫妇。村子没通公路前，学生的课本、取暖的煤球和远程教育设备，都是两个老师一步步背进山的。徐朝和记得，学校太穷，没有教具，他们用石子和芦苇杆教算数，拿橘子斜插一根筷子作地球仪，带学生想象世界。
冬日中午，杨昌强帮学生加热携带的饭菜，罗荷珍生好一盆炉火，给学生温烤双手。
村里第一位女大学生杨丽萍的例子常被说起。杨丽萍有四个弟妹，想读初中，母亲“胖大姐”不让。她对着上门劝说的杨昌强夫妻骂咧咧，“山沟里哪能飞出金凤凰，别白日做梦了”。
杨昌强摆出自己母亲因村医浅陋猝死的事劝她，“没文化太惨了，我一家人一生都受影响。”又把罗荷珍推前一步，说她学了医，有文化，在村里帮老的小的看病，谁都服气。
杨丽萍后来考了南华大学，成了衡阳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带母亲进城生活。“胖大姐”一回村，见到杨昌强就咧嘴笑。杨昌强逗她“胖大姐，现在还恨我吗？”
后生徐助要高考前母亲去世，情绪受波动落了榜。杨昌强上门劝他，邻居有老人嘲笑，“这村里风水不好，老的考不上，小的也考不上。”
杨昌强沉下脸，走进屋里，对徐助要说，“不想像我这样过一辈子，就振作起来”。
“没文化的都比你们活的好”
刚代课时，夫妻俩还能头顶知识的光环。两人一个月领上百块工资，比不上公办教师，但比起庄稼人，日子还有奔头。
没过几年，外出打工的村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归，“体面”被撞开了第一道缝。归来的人都说，外面挣一年钱能顶村里七八年。
1992年，村里和杨昌强同辈的徐兴文带了三个同乡下了山，搭绿皮火车，花三天三夜到了温州。孤村人被高楼刺激，潮涌向浙江、广东的冶金厂、布料厂和灯泡厂。
徐兴文回村，招呼杨昌强一起下山。他会金属抛光，一个月挣上千元，杨昌强当时的工资只有90元。
代课夫妻和学生课间嬉戏。
杨昌强拒绝了，他心里还没服气，想等待机会考上大学，出人头地。1994年，杨昌强第四次高考，终于达到一个专科班录取线，但拿不出四千元农转非预录费，从此断了大学梦。
随后他结婚，两个儿子接连出生，工资越发捉襟见肘。下了课，夫妻俩打短工，当稻客，下河摸虾米、割菖蒲贴点家用。
新世纪刚过，学校脚下盖起村里第一栋洋楼。姓徐的两个兄弟，第一波出门打工的，在广东工地卖了几年苦力，攒了十万块钱，起了楼。
两层高的楼贴了白瓷砖，镶了绿玻璃，在太阳下闪着光，在夫妻俩心上划出第二道缝。“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学校怎么成了村里最破的地方。”他们的校舍只是一排五间砖瓦房和一根旗杆，连围墙都没有，看着像是农户遗弃的危房。冬天冷风从窗缝漏进，学生手长冻疮，一碰就流脓。
村里的土家木楼一栋接一栋倒下，松木、枞树墙板被劈了条当柴烧了。
“你们教书，把别人教发财了，你们还亏我们钱。”借他们钱的亲戚在骂他们。罗荷珍的奶奶帮他们带孩子，气不顺时，也说他们，“没文化的人都比你们活的好。”
杨昌强视力不好，让罗荷珍出门打工吧，老校长不肯。隔壁溪头村小学，唯一的代课教师去了杭州，再没老师愿意来了。学校关了几年，孩子们只能绕远路上学。呈田村小学的年级一个接一个撤，只剩了两个低年级，老人们都心疼娃娃小小年纪就要寄宿。
“你们不能当村里的罪人。”老校长吼他们。人走了，学校就散了。
罗荷珍想起一个五岁的女娃娃。正走着山路，她突然滑进溪边的淤泥，罗荷珍抓起她往外拔。鞋却留在了泥里。娃娃大哭，一脸无措。
她不忍心了。如果她出门打工，陷进泥里的娃娃，谁来管？
她劝丈夫，外出的山民抛了家，孩子有学坏的，有初中就辍学的。一个由爷爷带大的后生，初中早恋，和父母怄气，闹着辍学。她爸妈在外忙着賺钱，没有回来阻止她。
“我们去打工，我们是农民工，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农民工。”夫妻两互相安慰，“一家人在一起，健康、平安就够了”。
杨昌强眼部干涩，妻子为他做护理。他们还住在父亲留下的土家木屋里。
“不要我们了，怎么办？”
去年，杨昌强和罗荷珍少有地大吵了一架，两天都没说话。
导火索是杨昌强想去参加高中同学毕业30年的聚会。罗荷珍不肯，怕他丢人。杨瞎子的高中同学，有人当了官，有人是公办教师，当年和丈夫一起取得预考面试名额的，现在是财税局局长。还有一个高考落榜生，到沿海做生意，发了大财，在同学群里发一万元的红包。罗荷珍担心丈夫“受刺激。”
在孤村待了22年，罗荷珍觉得自己像一只井底的蛙，世界像碗口小，只有学校和家之间往返了上万遍的六公里路。她去学区领奖，年轻老师们都打听，那个像老农民的干巴巴的女人是谁。
连课本上教的内容也不熟悉了。二年级的一篇课文提到了吸尘器，吸尘器是什么？学生不知道，她也不懂，“它是不是和灌溉器一样？”
杨昌强入围今年的“马云乡村教师奖”
他准备了土家族新衣，夫妻俩在家中试穿。
前几年过年，杨昌强在路上碰到溪头村弃教的那个代课教师。他穿一身好衣，招呼杨昌强去杭州他的布料厂上班。杨昌强笑笑不语。对方骂他，“代课老师都要清退了，没有待下去的意义。”
杨昌强被棒头一喝。他翻找新闻，确实有政策，2006年的，他待在山沟里，连新闻也不知道。
“不要我们了，接下来怎么办？”夫妻俩哭了一场。
他们等着，县里没传来清退通知。他们一想，这样的村子，即使通了公路，没老师再愿意来的。村里现在还有几十个光棍，生源一年年少。
故事开头那个“窝囊”的2014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昌强作为代课教师代表出席一次公益会议，去了有生以来最远的地方——省会长沙，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还听了个胖歌手唱歌，问了才知道叫韩红。
杨昌强回村和人炫耀。开会戴在胸前的鲜花，他从长沙一路戴着回了村，戴着给学生上课，后来风干了，在家里放了一年。
有了第一次远门，他们更关心外面的世界。有一次看新闻，手机上跳出湘西有乡村教师获马云公益基金会奖励的消息，他们也想试试申报。夫妻俩拿出纸张，像学生写作文那样，一笔一画，端正地写下他们在孤村的日夜。
村支书开车带他们去镇上打印店，请人打字，还教他们怎么用邮件投递材料。
一个月前，他们得知自己入了围，村里传开了。今年的“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前，工作人员要采访杨昌强的学生，各家长辈都嘱咐走出大山的后生们，好好说说往事，支持老师。
两张橘色的入围证，被夫妻俩郑重地摆在灰暗的堂屋里，来了人就指给人看。这个1月，杨昌强将去一座更远的城市——三亚，那里有湛蓝的大海，银色的沙滩，都是他未曾见过的山外世界。
夫妻俩课间和学生做游戏。这些孩子是山村里仅剩的十五个留守儿童。
罗荷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丈夫戴起了眼镜，在村里走路，头高高抬着。那个踉踉跄跄的“杨瞎子”不见了。罗荷珍打心里高兴，她学起用手机，给自己取名“深山托梦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罗荷珍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一个劲儿地捂着嘴笑。
*摄影：李玮玉、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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