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同居(非正常同居作者:山海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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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祝和自己的女友小孟时候相亲认识的，两人年纪也差不多，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平时交往中，两人也很合得来，相亲时，小孟也了解到小祝家庭条件还不错，并且自己也有房有车有学历的人，这个条件也让小孟对小祝感觉到很满意，所以两人的发展的也挺好。
两人相亲之后很快就确定了关系，恋爱也谈得非常甜蜜，但是小孟也没想到之后小祝会这样对自己。
事发当天，小祝和小孟晚上约会看完电影之后，就开车送小孟回家，但是在经过一个没有什么人的马路时，小祝就想和小孟亲热一下，甚至还想和小孟发生关系，但是小孟表示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不希望两人没结婚就发生关系，但是小祝却不干了，想着两人都准备结婚了，有什么关系，于是就强行与小孟发生了关系，之后小孟就直接报警了，等到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就将小祝带回调查，最后小祝因为犯了强奸罪被判刑了3年。
得知小祝被判刑后，小孟却表示：“如果他三年之后还来找我，那我还是愿意嫁给他的。”

有不少人会认为，如果双方已是情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关系都是理所当然，为什么算强奸呢？
但是其实无论是在恋爱期间甚至是登记结婚了，也依然会出现“婚内强暴”。
有研究显示，10%-14%的已婚或同居女性至少经历过一次来自伴侣的强奸企图，而这个数据应该是大大低于实际值的，因为很多女性并不会把婚内强奸当作强奸的一种，她们甚至会认为满足伴侣的每一次性需求是“妻子的责任”。
一方对配偶实施性方面的伤害，程度较轻者构成家庭暴力，严重者构成虐待
侵犯者通常会使用一定的策略来使被侵犯者就范，婚内强奸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比如妻子的“屈从”。
在非暴力类型的婚内强奸中，丈夫通常会用语言上的胁迫使妻子“同意”进行性行为，通过所谓“妻子的责任”这样的话术或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压倒性的权力来使伴侣就范。

甚至无论在哪个国家，婚内强暴都绝非个例，婚内强暴其实在法理上一直存在争议，之前看到有网友发帖提问“丈夫也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吗？”
有人认为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因为夫妻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
有人认为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因为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一平等关系应当包括夫妻之间性权利的平等性，而我国强奸罪，并未排除以妻子作为强奸对象的强奸罪，因而强奸罪的主体自然包括丈夫。
也有人认为，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而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也就是说，性权利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但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存在，司法机关在认定上存在很大的难度。
虽然夫妻之间既已结婚，即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
但与此同时，也会考虑到婚姻对性行为具有一定的承认力，即婚姻对性行为的一般方式具有保护作用。比如妻子心情不好时被迫发生性行为，但事后并没有完全责怪丈夫，并且又发生了性行为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就不宜认定为强奸行为。
这里补充一下，目前国内立法机关未将丈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也未将丈夫列为特殊的强奸犯主体，也就是说婚内强奸是可以被认定的。
司法实践操作中，在婚姻关系的非正常阶段，例如办离婚手续或打离婚官司期间，如果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被认定为强奸罪的可能性会更大。（早年河南信阳确实有过因为婚内强暴，丈夫被判刑6年的案例，丈夫强行把妻子绑回家里，多次与其发生关系）

同时遭遇婚内强暴的女性很少真正地对施暴者进行反抗。
有研究发现，比起非婚内性暴力的受害者，婚内强奸的受害者实施反抗的概率要低68%。即使反抗，更多地也只是采取语言上的反抗。
圣约瑟夫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拉奎尔·肯尼迪·卑尔根（Raquel Kennedy Bergen）对家暴受害者庇护所中的40名女性进行了深入的质化研究，她发现，这些深受婚内强奸之害的受害者们，受到伤害时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寻求帮助或者离开丈夫，她们会一直忍到暴行加重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才离开。
她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害怕被报复、觉得羞耻或者自我责怪等。
其实，即使结婚，妻子依然是独立个体，她的性权利依然不可侵犯。在我国，也已经有了多个婚内强奸的有罪判例。
只要是违背对方意愿发生的行为，就是强奸，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女友还是妻子。
说了“Yes, I do”以后的“No”，依旧代表着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