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追求梦想的穷学生，面对经济上的种种压力，只好辗转在各个打工场所，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窘迫的生活状态。今天的这篇文章讲述了他另辟蹊径，冬日里在日本的贫民窟和红灯区卖地瓜的经历。让人难以忘怀的，不仅是地瓜的香气，还有在深夜的日本感受到的，不同寻常的人情味。

1

二月，寒风依然凛冽，房间窗户的阀门不堪重负脱落了，我只好用胶纸把它贴起来防止漏风。

就算把窗封好，房间里也冷得像冰窖一样，暖气只是摆设而已，日本的电费高昂，我根本负担不起暖气的费用。日本的冬天比中国南方更难熬，我这种习惯了湿冷气候的广东人，在房间里也要裹上一层棉被。

比起住在这个漏风的老破小公寓，更让人难过的是，无论怎么努力打工，也只能吃超市打烊剩下的特价便当填肚子。想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只有发薪日那天能够实现。

“妈的畜牲，什么猪队友啊！”室友老吕的叫骂声穿过薄薄的墙壁来到我耳边，肯定是打游戏又输了。

没有比“饥寒交迫”这四个字更适合形容我的境况了。“再差也不会比现在差到哪里去了。”我还是很会自我安慰的。

“叮咚”门铃响了，这种鬼天气还上门的只有外卖员了，老吕大概又叫了什么好吃的。

我窃笑：“可以趁机偷吃一点。”

我抢在老吕听到门铃前小跑到门口，打开门，发现并不是外卖小哥，而是一位快递员。他把一份牛皮信封递给我。

我有点失落地送走他，但没想到，信封里装着更大的失落。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A4纸大小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抬头，立刻感觉到一股真切的恐惧感、焦虑感涌上心头。

“该来的还是会来啊。”我无奈地叹气。

文件抬头印着三个大字“请款书”。

我就读的是日本国内最有名的烘焙专门学校，一年学费230万日圆，按当时汇率差不多20万人民币一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分了两期缴纳，开学的时候缴纳了第一期，第二学期再缴纳余下一期。

第一期时候，老妈已经把积蓄全都供我缴费了，说第二期时候再想想办法。

现在第二期请款书终于来了，限我两个月内缴清学费。我一边看着请款书上的明细一边走房间，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按下了“语音通话”。

“喂，妈，你最近身体好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和老妈拉扯起家常，但始终不敢触及主题，毕竟二十七岁了还问家里要学费，实在是不太好意思。

聊了一会，当我终于提起勇气时，老妈的语气突然变得阴沉。

“你知道你大姑上个月摔断腿了吗？”手机那头传来阴郁的语气。

我惊愕了，老妈又说大姑没医保，家里借了她五万块住院。

听到这里，我到口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下去了。末了，老妈还问我学费怎么样，我只能说没问题不用担心。

挂掉通话，我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无力感蔓延全身。我脑袋里盘算着怎么把学费消化掉，打工辛苦挣来的积蓄只有42万，还需要63万日圆才够学费。

两个月内怎么把63万的缺口补上，我挠破脑袋也想不出，除非天上掉下个王思聪让我抱大腿。

“我日我日我日我日我日！”隔壁又传来老吕狂躁的声音。我正心烦意乱，准备吼回去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我猛地站起来，在床底摸出一罐珍藏已久的螃蟹罐头，拿起来跑到老吕房门口。

“老吕，你还活着吗？”

“有屁进来放。”

我推开门进去，看到老吕已经没在玩游戏了，而是叼着烟，呆呆地看着手机。

老吕是个东北人，在大阪市郊的野鸡大学读农业，父母在中俄边境倒卖小商品发家，是个家境富裕的小开。

原本他有足够的资本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但他在地产中介那里挑房子的时候遇到我后，便发挥东北人自来熟的特性和我勾搭上，一起合租现在这个破公寓。

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想把钱都花在“刀刃”上，给游戏充钱买装备。

俗话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嘛，所以我盘算着，让这位不差钱的爷先借我点，然后我每月分期还他。

“还没吃东西吧，来，尝尝。”我殷勤地把螃蟹罐头放到他面前。

他把罐头挪开，猛吸了一口烟，沉重地对我说：“老陈啊，有件事想要你帮帮我。”

“啊？”我愣了。

“你有没有40万？”他非常真挚地看着我。

他把烟头熄了，告诉我来龙去脉。原来他父母怕他大手大脚，把他的附属信用卡限额了，而就在刚刚，他一时冲动把下个学期的学费全投到游戏里了。

他看着我，我把口袋里的请款书掏出来给他看。他接过来看了看，叹了口气，又点了一根烟。看着他，我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2

第二天，经过一夜无眠，我大清早就去了打工的酒店，恳求课长加长我的工时，但是课长摆摆手拒绝了，因为按照法律，留学生每周最多只能打工28个小时，他也爱莫能助。

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刚打开门，老吕就上来激动地拉着我说：“老陈，我找到赚钱的大买卖啦！”

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心里也激动了：“还是东北人有门路！” 灰霾的心情一扫而空。

他拉着我坐下，极其真挚地对我说：“我都在学校打听过了，这个时节最赚钱的买卖就是卖烤红薯！”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卖烤红薯！我有个日本同学在心斋桥的便利店打工，一天能卖出几百个烤红薯，可赚哩。”

我激动的心情迅速冷却下来，像看着傻子似的看着他，不知道说啥好。

“你先不要否定我，我都想好了。我们没本钱开店，就弄辆三轮车搭个炭炉，像国内那样一边烤一边叫卖。”老吕眉飞色舞地说。

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我必须告诉他现实的骨感：“首先贩卖食物必须要有营业执照，其次，日本也不允许这种流动摊贩经营。”

然而，这么正经的理由怎么能说服一个纯朴又满腔热血的东北青年呢，他搂着我的肩膀，从他家曾爷爷辈闯关东在伪满洲倒卖毛皮开始说起，说到他爸妈在中俄边境倒卖日本二手电器的故事。

最后，他激动地总结道：“我们吕家天生就擅长和日本鬼子打交道，这次你必须得信我！”

但我不依不挠，作为一个广东人，骨子里的重商主义发难了：“那你怎么解决红薯的进货渠道？”

他拍了拍胸口：“说到点子上了，交给哥！”

我摇摇头看着他，对东北人好吹牛的偏见又加深了一点。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被客厅的景象吓懵了。几十个纸箱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原本就逼仄的客厅变得更小了。

“怎么回事？”我质问老吕。

老吕“嘿嘿嘿”地傻笑，得意地打开其中一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地瓜，还带着泥巴！

他告诉我，箱子里全装着地瓜，去年他到爱知县一个农场实习，老板居然是遗华日侨，当年在大兴安岭砍过树。老吕和老板侃大山侃出忘年兄弟情了。他找了老板进了一批地瓜，而且是先赊账的。

看着这小山高的地瓜，我再也不敢说东北人好吹牛了，不得不说老吕侃大山的能力令人敬佩。

事到如今，我也不好推托，只能挽起袖子直接开干。

我们凑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正好打工的酒店在装修，我们就拉了个废弃的铁桶，一些土砖，搭了个简易土窑子，再把土窑子放上车，点起炭火放上地瓜，简直和国内街边的烤地瓜小车一模一样。

老吕得意地说，他小时候帮姥爷看过林场，冬天就搭这种简易窑子取暖。

我感叹，想不到老吕还有这心灵手巧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把一个社会主义大好青年变成游戏废人了。

做买卖，讲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避开市中心的街道，那边警察太多了，如果被捉到搞不好就直接被遣返回国了。

但是郊外的地方也不行，晚上七点后连鬼影都找不到，整条街只有自动贩卖机发光发亮。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一个叫大国町的街区，那里是越南人的聚集地，而且靠近日本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西城区。西城区很多流民和醉汉，警察不喜欢去那一带巡逻，而且人流又有保证。

“越南人吃不吃烤地瓜啊？”我还是有点疑虑。

“你们广东人啥都吃，在隔壁的越南人肯定也是一个模样的！”老吕信誓旦旦地说。

虽然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我还是将信将疑。

3

晚上七点，月亮早早升起了，我和老吕鬼鬼祟祟地推着三轮车，在大国町的胡同里穿行。

“我听说这个路口，越南人打工回来都会经过的。”我说。

“有点小兴奋啊，当年我爷爷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啊，那时候……”老吕的嘴皮子又开始了。

“Stop！”我立刻阻止了他。

等到八点时候，风渐渐大了起来，我往土窑子里添了一些木炭，两人蜷缩在土窑子旁边取暖。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老吕有点不耐烦了。

“来了来了！”我突然看到前面路口有一群人走过来。他们瘦瘦的，肤色土黄，一看就是越南人。

我和老吕立刻激动地站起来，按照说好的分工，我拼命地煽动炭火，让地瓜的香味扩散出去，而老吕用带点越南口音的日语大声叫卖：“便宜又好吃的烤地瓜哟！”

我们的卖力演出完全得不到越南人的青睐，他们无视我们静静地走过去了。

我和老吕面面相觑，这时又有一波越南人过来，我们赶紧叫卖，但情况和刚刚一样，再次被无视了。

如此反复几次，我们笨拙的表演完全吸引不到越南人的眼球。又有一群越南人过来，老吕喘气说：“喊不动了，喊不动了。”

我敏锐地发现越南人都提着相同的塑料袋，我对老吕说：“我去侦查一下。”就迅速地往越南人过来的方向跑去。

我跑过一个路口，发现一群人围在一家便当店门口，门口竖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半价”。

我恍然大悟，烤地瓜在半价便当面前毫无吸引力。

晚上十点了，一个地瓜都卖不出，我和老吕垂头丧气地推着车，漫无目的地乱逛。实在太冷了，我们一人拿了个烤地瓜吃，但心情所致，烤得软烂香甜的地瓜也变得难以下咽。

我们走到一个街区，只有这个街区还有些亮光，老吕说：“我们在这里摆一下吧。”

我点点头，但立刻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这街上的墙壁都是涂鸦，几个醉汉横卧在街上无人理会，破旧低矮的棚屋林立，呕吐物和干瘪的啤酒罐到处都是。与日常见到的干净整洁的城市风景截然不同。

我大惊失色：“这里是西城区！”

老吕听闻，也吓了一跳：“我们回去吧！”

对，这里就是警察也闻风丧胆的西城区。

我和老吕赶紧倒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突然传来一把带痰的声音：“哦，有烤地瓜啊！”

我们回头一看，三个醉醺醺的日本老头向我们走来，他们身上穿着豹纹马甲虎皮围巾，染了一头金发，总之来者不善。

我们俩不敢轻举妄动，老吕小声地对我说：“我带了一把水果刀。”我看着老吕，他把手伸进风衣的内袋里了。

我暗示他不要乱来，但三个老头已经围上来了，一股醉鬼的恶臭扑面而来。

金毛老头一边嘟囔着：“好怀念啊。”一边就直接伸手捉起一个地瓜，连皮都不撕就啃了起来。

另外两个老头也拿起地瓜就啃，丝毫没有给钱的意愿。

老吕有点看不过去，想叫他们付钱，我立刻捂住他的嘴小声说：“就当送瘟神了。”

我们俩就静静地看着三个老头啃地瓜，金毛老头啃了一半，突然眼泪流下来了，开始号啕大哭。

“这个世道啊，吃烤地瓜都要到便利店买了，我们年轻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金毛老头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哀叹。

另外两个老头也被哭声感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流下来了，开始诉说昔日光辉。

我可是看出来了，不论中外，老酒鬼喝醉了都一个德行。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三个酒鬼的哭声吸引了更多酒鬼过来，有些是刚刚从酒馆出来醒酒的，有的是刚呕完找点东西填肚子的，有的直接就着啤酒吃地瓜。

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二十几个人，一边醒酒一边吃烤地瓜，而且开始讨论起现在能吃到的烤地瓜都是便利店卖的工厂货，像这样炭火现烤的基本绝迹了。

一场由三个老头开始的牢骚，最后居然变成日本版忆苦思甜大会，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他们都没给钱啊，该不会是以为我们做慈善的吧？”老吕对我咬耳朵。我挠了挠头，但看他们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开口。

金毛老头突然上前拍了拍我肩膀说：“明天再来！”然后把一张纸塞到我手上。他带着伙伴扬长而去，我看了看手上的纸，是一张皱巴巴的千圆钞票。

总之，曲折地做成第一单生意了，我和老吕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其他醉汉也没有逃单，还夸赞我们是非常好的店，让人想起了童年的回忆。

我就愣了，只是想卖烤地瓜赚个学费而已，怎么就做成“深夜食堂”了。

食髓知味，我们在西城区的小巷里吆喝打转，冷风嗖嗖的，我们热情如火。暖烘烘的烤地瓜果然吸引了很多酒鬼，虽然他们嘴上骂骂咧咧，身上带着一股冷风也吹不散的酒臭味，但他们实打实地掏钱了。

半夜两点，我们总算回到家了，一整袋地瓜全部卖完。扣除成本和分账，我到手的钱和我一个礼拜的打工钱差不多，老吕激动地说：“我就知道我是做买卖的料子，家族遗传的！”

就这样，我们成为了“地瓜双雄”，奔驰在日本最危险的贫民窟里贩卖烤地瓜。虽然外面一直传言西城区是个道德沦丧的地方，但对我这种穷学生却非常有人情味，一种昭和黑道电影里才有的人情味：做生意时候，有客人和我们聊天，聊着聊着居然拉我们去酒馆喝一杯。

4

就这样做了差不多一个月，学费居然也凑了大半，我有些得意忘形地对老吕说：“就这样做下去，过几年在这里买房子也不是梦了。”

所以说欲使人毁灭，必先使人骄傲。有些flag真的不能乱竖。

深夜十一点，我们像往常一样做买卖，突然有一部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飙过，又在前面十米左右急刹车。车上的人回头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我顿时冒出冷汗，他穿的是巡警的衣服。

“警察啊！”我拍了拍发呆的老吕，老吕猛地反应过来，立刻跳上车，我连客人的钱都顾不上收了，慌忙蹬起脚踏。我的脚好像装了马达一样不停踩动踏板，三轮车像脱轨的火车一样在小巷里横冲直撞，巡警也一直紧跟我们后面。

巡警一直在后面放双语混合广播：“止まれ！Stop！”但我的脚步一直没停过，多亏每天都要骑车打工，练就了好脚力，但是后面拖着一个东北大汉和土窑子，实在太沉了，巡警和我们的距离渐渐拉近。

眼见就要追上我们了，但拐了一个弯后，巡警突然就刹住了车，眼睁睁地目送我们离开。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警察是非常遵守管辖区域划分的，大概我们超出了他的辖区，所以懒得追了。

死里逃生，我和老吕在一条暗巷里喘着大气，惊魂未定。老吕哭丧着脸对我说：“收手吧，大不了我向爸妈讨钱去呗。”

马克思说过，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卖地瓜比打工更能赚钱，而且也是短时间凑齐学费的最好途径，我觉得不能放弃。

我们俩一时之间有了分歧，谁也拗不过谁。老吕点燃香烟，默默地抽了起来。我走出暗巷透一下气，这才发现暗巷通往一个灯火通明的街道，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如此繁荣的街道。

我抬头看了一眼路牌，上面写着“飞田新地”。我大脑激灵一下，突然有了主意。

5

第二天，我弄来一个大泡沫箱，里面垫上隔热垫，系个肩带，如往常一样烤上一车地瓜去做生意了。

但这次做买卖的地方不是西城区。我和老吕来到昨晚避难的暗巷，把热乎乎的地瓜放进泡沫箱里。我背起箱子往灯红酒绿的街道走去。

走进街道，坐在两边屋子的门廊下的小姐姐都争先向我打招呼。

这个“飞田新地”其实就是日本最大的红灯区。里面有超过一百家合法经营的风俗店，那些看似料亭的独栋房子，其实里面做的都是皮肉生意，妈妈桑和穿着暴露的看板娘都跪坐在门口招揽客人。

我走近其中一家风俗店，妈妈桑非常热情地招揽我，但我不为所动。我打开泡沫箱的盖子，把里面的烤地瓜呈给她们看：“刚烤好的地瓜，要不要来一点？”

妈妈桑和看板娘愣了一下，过了几秒反应过来，突然爆笑起来。

笑归笑，她们居然一口气买了十个烤地瓜。冷风嗖嗖地吹，受了一晚西北风的妈妈桑和看板娘对烤地瓜很是满意，不用多久一整箱地瓜就卖光了。我回去暗巷补货，老吕早就把下一批地瓜烤好了，如此一来一回，赚的比在西城区的还多。

整个春假，我都在飞田新地来回奔波，小姐姐们都开始亲切地叫我“地瓜小哥”，有时候还会请我喝杯热茶，因为飞田新地有黑道的保护，所以警察一百年也不会来一次。

到了快开学要缴纳学费时，我不但赚足了学费，还有余钱补贴家用。

老吕尝到了做买卖的甜头，开始在学校里兜售东北特产，干起了倒爷的生意，也不玩手游了，他说赚钱比手游好玩多了。

老吕很快靠自己赚钱搬去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了，而我也有了余钱搬去靠近学校好一点的小公寓，和那个漏风的小破屋说再见了。

而那辆陪伴我们风风雨雨的小三轮，老吕把它送给了学校的畜牧系。每到周末，它摇身一变，变成了流动BBQ摊，烤着香喷喷的培根和牛排，继续发光发热。

回国之后，有时候在街头看到卖烤地瓜的老大爷，总是忍不住想上去套个近乎：“大爷，我们曾经是同行啊。”

题图 | 图片来自网络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文/陈家善，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