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尤是我法律顾问单位的营销人员。生了宝宝后半年就离职了，而离职两年前就开始居家跑医院，专注做试管婴儿，完全没有去单位上班。令单位更为不爽的是，她入职后的销售业绩比她领取的工资多不了多少。单位领导的意图很明显：不能让贡献少的员工获取报酬却更多。

那次证据交换，我是提前10分钟到的。当时想与小尤见一面，看是否能做做工作，和平解决，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善之善也。但很不巧，我去车里取资料时，小尤交完资料就匆匆走了。当时从她提交的证据来看很不专业，没想到开庭时她居然还请了律师。但事后从庭审表现来看，她的律师并不卖力，可能是律师费给的没动力。

焦点就集中在三点：一是试管婴儿期间能否给病假待遇？二是产假期间未拿到生育津贴，单位是否要给工资？三是离职原因是个人主动，还是单位主动？进而决定是否给经济补偿金。

第一个焦点，我问小尤的律师：你觉得试管婴儿在当前是常态吗？是必须患病才去的吗？显然不是，做试管婴儿的原因很多，在现实中也是绝对的少数。因此，做试管婴儿不等于患病。况且，小尤也没有提供《医院诊断证明》，这玩意儿不好提供啊！除非你诊断你本人或你配偶患有不育症。况且在现行观念中，患者本人对这种隐私还是不愿意披露的，如果是你配偶患了这种病呢？就更不好披露和提供证据了。

仲裁员问我，单位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有规定吗？我本来想说可以给最低工资标准的80%，但一想到小尤是属于单位“打击”对象，就回答说：单位规定属于事假，不支付工资。

仲裁员示意书记员记下，美女仲裁员的意见已经很明显。

第二个焦点，产假期间的待遇，单位是否兜底？

我提供了单位为小尤缴足“五险”证明，其中的“生育保险”缴得充足而明白。当然，现在北京的生育保险已经包含在“医疗保险”之中了，不一定显示明白，可之前是明明白白的。单位缴了，员工却拿不到津贴？谁的责任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是需要成本的。我断定仲裁员是没有这个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小尤的律师就更不愿意有了。

但我只坚持一条：既然单位已经缴足了生育保险，就没有义务兜底再付工资了。这句话没毛病，甚至还觉得单位再给就委屈了。

仲裁员说了句：这应该是医保的问题！我知道，这个焦点又妥了。

第三个焦点，是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虽然单位很忌讳给补偿金，怕给后面的员工带来不良的示范效应。正常工资都给不出，还要补偿金，这不等于割单位领导的肉吗？但我知道这是绕不过的，因为单位在离职审批表上，清楚地写有“因欠薪而离职”。既然小尤的证据扎实，我只能攻其在职时间和离职责任的漏洞了，尽量将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到最低。

裁决结果果然砍掉了补偿金的三分之二。

关于经济补偿金规定，充分体现了《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在此就划划重点吧。员工和单位非正常分手，就只有“两条半”规定单位可以不给补偿金。即员工违法违规、员工通知离职和双方协商一致但由员工提出的（此为半条，因为若由单位提出还是要给的），其他包括合同终止在内的所有情形，单位都是要给分手费的。类似男女分手，单位是渣男，员工是美女。

纵观这个仲裁故事，单位的初衷是可以给小尤一部分病假和产假工资，就是不想给补偿金。这样从金额来说，小尤是可以多拿一倍的金钱。可是，小尤要求过高，一味强调多吃，取舍不当，造成调解受阻。我为了实现单位意图，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打法，目的只是想救赵（不给补偿金）。但小尤期望太高，又不是同一个维度，接不了坨。这种降维打击迅猛而直接的裁决结果就是全军覆没。

【题后记：疫情严重期间，法院线下未开庭，居家隔离实在难受，能够在劳动仲裁委线下开庭论战，像是武林高手闭关日久，突然出关对战，享受至极。享受过后，亦有倾诉内功心法之冲动，于是便有了上述三篇亲办案件之故事。

作为从事经济诉讼案件和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为主业的北京邓律师，劳动仲裁案件只是作为顾问单位服务的内容之一。虽然在仲裁故事中，对劳动者进行了精准打击和施展了阳谋，也是“在其位、谋其政”，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正当履职。若有伤害，在此致歉！但这几天熬夜将故事写出来，无论是对劳动者增加维权之经验，还是为促进单位建章建制、规范人资管理，也算尽了点绵薄之力。不妥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